式，而且南北曲也逐渐取代以往的歌舞大曲，成为多种器乐形式曲调的主要来源。琵琶、三弦等乐器不仅用于独奏、合奏，而且还用于戏曲、说唱的伴奏。但音乐理论的研究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下却停止不前。
明清时，杂剧逐渐衰微，而南戏则开始兴盛，流传极广，最后发展成多种地方戏曲。说唱音乐也分为“曲牌体”的牌子曲和“板腔体”的各种鼓词、弹讨，为后来说唱曲种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历史悠久的鼓欢乐流行于民间并得到发展。琵琶和三弦名家创作和演奏了众多的优秀曲目。乐律学研究成就巨大，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旧的三分损益律同旋宫转调的创作要求之间的矛盾。是音乐技术理论研究上的屯大突破。
总之，在宋元明清四代发展起来的各种民间音乐形式，数以百种的戏曲剧种，说唱曲种和器乐乐种，以及其它音乐成就，都反映了这个时期音乐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宋以后，我国书史进入“印本书”时期。宋代泥活字印刷本的发明和雕板印刷术的普及，元代木活字的创造和套板印刷术的产生，明代多色套印技术的兴起以及清代金属活字印刷的运用，为大量生产精美的图书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书籍形制也随之发展变化，并促进了各种各类官、私刻书的兴盛和民间专门刻书作坊的产生。刻书作坊先后刻印了品种繁多的戏曲、小说、唱本和琴谱。经过认真核定、整理的音乐文献通过私家刻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一些久不传世的古代乐书，经过学者的潜心研究和搜集，以“辑佚书”的形式再现其概貌。音乐文献的著述与出版，无论在品种、数量、类型、学术价值和印刷质量上，都达到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发展史上的巅峰。从数量上看，已在2000种以上，且内容广泛涉及音乐理论、乐律学、歌曲、戏曲、器乐、舞乐、宗教音乐和乐器各个方面，还增加了专门音乐类书、丛书和辑佚书几种类型。多种记谱方法的发明和西方乐谱的传入，使曲谱的记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清末敦煌石窟藏书的发现，为古代音乐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西方乐器和乐谱的传入，以及中国乐书的西译，标志粉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有了更新的发展。反映上述种种变化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
集明代以前琴论之大成的明刊本《太音大全集》。书中汇集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