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款规定受害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情形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依据本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受害人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即可免于承担侵权责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判断采取措施之是否“及时”，及计算“损害的扩大部分”，应当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之时点为准。
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依据本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且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判断被告是否“知道”，应采客观标准即网络服务行业的其他经营者处于同一情形是否“知道”，而不是主观标准即被告自己当时是否知道，自不待言。但考虑到现代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实际情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高、过严的注意义务并不现实，从本条三款规定的内容及安排顺序解释，无论是判断被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判断其是否“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均可以“接到通知”为基准。“接到通知”，即构成“知道”，“接到通知”后仍“未采取必要措施”，即应判决该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本条立法政策考虑及三款之间的逻辑关系，人民法院依据本条审理网络侵权案件，其适用顺序如下：（一）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直至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前，一直“未采取必要措施”，则应当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受害人所受“全部损害”，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二）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于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前，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但“采取必要措施”不符合本条关于“及时”的要求，则应当适用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三）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已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则应当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对受害人所受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依据第二款的规定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十八、安全保障义务
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引进德国法院判例形成的“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以解决某些公共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但德国判例上的“交易安全义务”的适用领域很宽15，几乎涵盖了本法全部分则（第5－11章）规定的侵权类型，而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创设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是用来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其适用范围很窄，仅限于提供公用服务的营业服务场所和群众性活动16。本法在总结有关理论研究和裁判实践基础上，设立本条规 15
据德国原最高司法法院第六庭庭长Steffen介绍，交易安全义务常见类型有11类，分别发生在以下领域：街道和广场；水路；建筑基地；设施；庆典、市场和类似集会；职业上的危险领域；商品制造者；对道路交通的参与；铁路；有轨电车；航运和体育活动等。引自李昊《交易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44页。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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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全保障义务”。
按照本条的规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被限定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条文列举规定的所谓“公共场所”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从条文列举规定可见，本条所谓“公共场所”，是指向公众提供各种公用服务的“营业服务场所”，而非普通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普通意义上的公共场所，是指“公有公用”的场所，如街道、公路、广场等。考虑到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在公共场所举行，例如在体育场馆举行演唱会，可能发生“管理人”责任与“组织者”责任的竞合，如果损害的原因属于公共场所及其设施本身的缺陷，则应由场所管理人承担责任；如果损害的原因不属于场所本身，而属于组织管理瑕疵或者因组织群众性活动临时增设设施的缺陷，则应由组织者承担责任。此外，本条未如最高法院解释限定于“人身损害”，因此对于“财产损失”亦应承担赔偿责任。
须说明的是，本法第三十七条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中，原列举了“公园”一项。12月15日法律委员会审议中决定删去。理由之一：现代侵权法创设安全保障义务，所针对的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等营利性服务场所，要求经营者或者管理人承担比较一般情形更高的注意义务，确保进入该服务场所的消费者或服务对象的人身安全。而“公园”，即使是收费的“公园”，绝大多数属于公共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注意义务上应当与营利性服务场所有所区别；理由之二：“公园”概念太泛，有收费的公园、不收费公园、街头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当然也有极少数营利性的公园；有的公园四周封闭、适于管理；有的公园，如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方圆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封闭管理；有的名为“公园”，实际是供人们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可见，虽同样称为“公园”，实际情形差别悬殊，一律要求承担与商场、宾馆、银行、车站同样的安全保障义务，显然不合理。至于一些实行封闭管理的收费公园，因疏于管理造成人身损害，有必要适用安全保障义务的，条文中的“等”字可以包含，并不因条文未特别例举而受影响。
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则应当由该第三人对于受害人所受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仅在该当事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承担与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相应的补充责任。换言之，如果造成损害的该第三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赔偿责任，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即使该第三人逃逸或者因无赔偿能力根本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亦仅承担与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例如，90年代某地一家银行营业部发生一位储户被抢劫银行的凶犯杀害的案件，法院审理认定该银行营业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后判决该银行营业部赔偿死者家属30万元，即是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之适例。
十九、惩罚性赔偿
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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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沿袭德国民法理论，坚持民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的严格区分，因而现行民法通则未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因八十年代中、后期，发生“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的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民法学者和消费者协会建议借鉴美国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第四十九条规定惩罚性赔偿17。但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仅为合同价金的两倍，此与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18稍有不同。2008年，我国发生“三鹿奶粉致婴幼儿受害事件”，当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19。
按照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被限定于“产品责任”范围内，产品责任之外的侵权行为，不得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其立法目的值得重视。但本条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而是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倍数）之决定，委托给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裁量20。当造成损害的产品属于“食品”时，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可以判处“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将作为本条规定之特别法而优先适用，自不待言。
二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创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21。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22。考虑到现今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是，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致受害人不能获得不到赔偿或者不能获得足额赔偿。且不说近年接连发生的醉酒驾车、“飙车”造 1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18
我国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因本法所提之诉讼，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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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第96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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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适用本条裁判案件于决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有两个标准可以参考：一是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不超过价款的10倍；二是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633条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不超过实际损害赔偿金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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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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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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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死伤人数众多的恶性事件，即使普通交通事故，多数责任人属于个体经营，靠一张卡车跑运输维持一家生计，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同时，往往自己也人伤（亡）车毁，根本不具备赔偿能力。有的地方法院统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责任人不具备赔偿能力的占一半以上。
按照现行规定，由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和丧葬费当然是必要的，但对于死者遗属和残疾受害人而言，保障其及时、足额获得法律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垫付范围，以包括因机动车逃逸及因责任人无资力而致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情形，垫付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垫付范围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其中增加一“等”字，为裁判实践中扩大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范围，例如因机动车逃逸或者责任人无资力赔偿的情形，判决由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预留“空间”23。
二十一、医疗损害责任
（一）过错责任原则 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本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将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回归于”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按照本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将以本条作为裁判根据，“有过错即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而不再以构成“医疗事故”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联系到本法第五条关于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的规定，第五条所称“其他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将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排除在外。因此，本法一经生效，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规定将同时丧失效力，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应当适用本法第七章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而不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二）说明义务及患者同意 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法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权之尊重，参考国外所谓“知情同意”规则，设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和患者的“同意权”。按照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医务人员未履行说明义务、未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实施诊疗行为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依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须特别注意，对本条不能作反对解释，不能误认为只要履行了本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取得了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就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履行了本条规定的说明义务、取得了患者或其近亲属书面同意，如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本章第五 23
2009年10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梁慧星委员建议本条增加一款规定：“因机动车逃逸或者责任人无资力致不能支付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偿金的”，由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主持会议的胡康生主任决定：在本条救助基金垫付项目“抢救费用、丧葬费用”后增加一“等”字，为今后扩大垫付项目范围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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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仍然应当对患者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三）紧急情况下的抢救措施 第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考虑到因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于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意见，增设第五十六条规定，这种情形实施医疗措施应“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人批准”。条文所谓“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据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法律委员会上的说明，是指患者不能表示意见且难于取得患者近亲属的意见，例如汶川地震中，许多从废墟挖出的重伤员不能表达意思，且难于联系、找到其近亲属以征求其意见，即可由医疗机构负责人（医院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医疗队负责人）批准，实施救治措施。如果患者明确表示“不同意”，或者患者不能表达意见时其近亲属明确表示“不同意”，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借口“紧急情况”而强行实施抢救措施。这里体现了对“患者自己决定权”的充分尊重，值得注意。
（三）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 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尽之注意义务，未采用“高度注意义务”、“专家的注意义务”等概念，而表述为“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审议稿和第三次审议稿本条均为两款：第一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医务人员未尽到该项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规定：“判断医务人员注意义务时，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 设置第二款的考虑是，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存在差别，同一地区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亦有差别，在判断医疗机构应尽之注意义务标准时，“应当适当考虑”这些差别。
2009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次审议中，一些常委针对本条提出意见：一是条文采用的“注意义务”概念，“难以理解”；二是第一款规定与第二款规定有冲突。吕薇委员指出，第一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但第二款又规定“应当适当考虑地区、医疗机构资质、医务人员资质等因素”，“好像是说水平低犯了错误就不承担责任”，建议删去第二款。12月2日法律委员会审议稿，采纳上述意见，删去本条第二款，并将第一款“注意义务”改为“诊疗义务”。
从法理上说，“注意义务”概念与“诊疗义务”概念，二者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改为“诊疗义务”，强调医疗服务领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履行的注意义务的行业特点，可以方便医务人员理解和裁判实践中法官进行判断，有其意义。考虑到，迄今为止的医疗纠纷案件裁判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和法官受法律外因素影响，作出偏袒医疗机构的判决，并不鲜见。本条第二款之设，不仅不利于此种偏袒倾向之纠正，而且可能起反作用，一些受法律外因素影响的地方法院和法官，可以第二款规定为借口，通过降低诊疗义务判断标准，作出偏袒医疗机构的判决，使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医疗机构逃脱责任，使受害人及其家属依据本法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落空，背离设立本章之政策目的。可知，删去本条第二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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