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某在接受A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询问“放人之前是否讨论过？”时回答：“没有”。（上述询问笔录见卷宗第3卷第103页）
邓某、杨某进、李某贵、刘某俊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王某的口供均证实：2004年8月1日晚，在办案现场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案件研究、汇报。如：
王某证言：
问：“对这个案子（指8.1案件）的处理讨论你参加了没有？”
答：“我没有参加讨论，笔录交给领导后，负责看人，涉案人员走了之后，我就下班了。” （见卷宗第3卷第126页）
邓某证言：
问：“有没有参与案件（指8.1案件）的讨论？”
答：“从始至终都没有，这是肯定的。” （见卷宗第3卷第147页）
杨某进证言：
问：后来讨论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时，你参与讨论没有？
答：我没有参与讨论。
刘某俊证言：
问：你有没有参加对这个案件进行处理的讨论？
答：我不是三中队的，我不可能参加这个案件的讨论。
李某贵的证言：
问：你参加这个案子的处理的讨论没有，有没有人叫你一起参加讨论？
答：没有，我当时已经回家了，……
楚某清的证言也证实没有参加讨论。
从上述证据（均见卷宗第3卷）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8.1案件”破获后，C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并未组织“研究该案”，并未讨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更谈不上承办人在“研究该案”时发表处理意见；
2. 桂某认为此案不构成犯罪，并得到容某认可；
3.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某“参与研究该案时，发表不构成犯罪的意见”。
综上所述，本案证据充分证明：原终审判决认定王某“明知此次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吴某、魏某系在逃人员而不向有关领导汇报，故意不履行侦查人员的职责；并在参与研究该案时，发表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反映出其主观上有明知是罪犯而包庇的故意”与事实完全不符，根本不能成立。
二、“将有关人员予以释放”是C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领导容某、桂某根据案情商议后作出的决定，无证据证明上述决定的作出缘由于王某的“误导”；相反，本案相关证据证明，上述决定的作出，不排除是由“关系人”说情甚至不正当经济交往所致。
首先，“将有关人员予以释放”是容某、桂某商议后作出的决定。
表现在，桂某证言：
桂某在接受A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询问“2004年8月1日案件是怎么处理的？”时回答：
“当天晚上我和容大队听取了办案人的汇报后，就决定放人”
问：“你认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是什么？”
答：“因为她们只是约到一起去贩烟，各算各的账，虽然有11万，但每一个人不到5万，所以不构成犯罪。” （上述询问笔录见卷宗第3卷第43页）
问：“你们在一起怎么汇报、讨论的？”
答：“他们四个人做完笔录，汇总情况是：他们几个人约着去贩烟，各自出资，烟平均分配。根据这个情况，我认为不构成犯罪，容队也认为不构成犯罪，这样我俩就决定此案不构成犯罪”。（上述询问笔录见卷宗第3卷第68页）
桂某在接受A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询问“这次抓获中，王某是什么角色？”时回答：“8.1案抓获中，王某只是个普通民警，而且还有队长带队”。（见卷宗第3卷第80页）
容某证言：
容某在接受A市检察院办案人员询问“8.1案是如何碰情况的？”时回答：
“参与碰情况做笔录的人说各买各的烟，不是共同犯罪，没有详细分析案情。办案人员说不够，我们就决定放人。”
问：“8.1案怎么处理的？”
答：“大家把情况一碰后认为不够，就把人放走了。我是指定性不够。”
问：“那些人碰头？”
答：“我、桂某、王某、王某、邓某、楚某清开了碰头会，简单问了下”（上述询问笔录见卷宗第3卷第114——117页）
从上述证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将有关人员予以释放”是容某、桂某商议后作出的决定。王某作为普通民警并无“放人”的决定权；
2. 所谓“听汇报”、“碰情况”，除容某、桂某的证言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案人员的证言证实，其实是根本没有的事！即使按照容某、桂某“听汇报”、“碰情况”的说法，她们二人作出“放人”的决定，也是因为她们二人都认为“案件不够”。既不是因为王某“不向有关领导汇报”，也不是因为王某“发表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一句话，根本谈不上受王某的误导。
其次，王某不是2004年8月1日案件的主办人。容某、桂某作为有决定权的领导，作出“错误的决定”，没有任何理由要作为普通民警的王某来担责。
（1）大队长容某的证言（2008年8月7日询问笔录第6页）：
问：2004年8月1日这起烟案是谁具体在办？
答：这起案件的具体办案单位是三中队，也就是王某、王某、邓某、李某贵这个中队在办案，桂某当时是副大队长，具体分管三中队工作，该案也是她具体指挥，王某、王某、邓某、李某贵都是当时的办案人员。
（2）副大队长桂某证言：（2008年6月19日询问笔录第6页）：
问：这个案件有没有主办人？
答：没有主办人，我是具体负责人。
问：把烟贩抓回来后，是谁安排人审讯的？
答：是我安排的。
（3）副大队长杨某进证言：
问：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是谁？
答：按常理，他们中队没有中队长，分管他们中队的副大队长就应该出面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是谁，我不知道。
问：当时三中队有没有中队长？
答：没有
问：当时分管三中队的副大队长是谁？
答：是桂某。
（4）《经侦大队2004年工作目标考核细则》、“三考两挂钩台帐”均证实王某不是“8.1案”的主办人。
台帐显示：三中队四人每人记1分，考核细则规定是主办人记总分的一半，其余承办人均分余下的分。
再次，本案相关证据证明：“放人”决定的作出，不排除是由“关系人”说情甚至不正当经济交往所致。
（1）《举报信》证实：
“是通过“萍子”的一个同学向某某，（向雅芝是经侦队队长桂某某的同班同学）搭白，交了6万元后放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