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5万元钱交给了那个男警官，当时男警官把报纸打开看了一下…..”
问:男警官给你们开了收据吗?
答:“没有开任何收据.” （见卷宗第4卷第66页）
并且，柳某顺的辨认笔录是不客观的：被辨认对象中只有王某一个人是C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柳某顺辩认出王某一人，很正常。但不能得出柳某顺只是将钱交给王某“一个人”的结论。不能排除交钱时，还有C区经侦大队其他民警在场，如果被辨认人是C区经侦大队全体民警，柳某顺是否还可以认出有其他人也在场呢？
2．2004年8月2日的“呈请出差报告书”和“差旅费报销单”（见证据二）。
该证据证明第二天一早，副大队长桂某安排王某和同事邓某以及另外两人出差二天。出差前已将封存的该五万元交大队内勤张某燕暂时保管。因为，书证证实王某已经通知嫌疑人第二天来办正式手续，王某不可能将这么一大笔钱携带出差或放在办公室随便存放。
庭审中，控方对辩方提交的“证据一、二、三”（ 2004年7月30日、8月2日、8月5日出差报告以及报销凭证）发表质证意见时，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容某、桂某等大队领导均知道2004年8月1日抓获的是张某非法经营一案（“6.3案件”）的在逃人员吴某、魏某等人。
我们认为：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是不需要提出证据进行证明的。控方之所以发表上述质证意见，是因其对刑事证据的种类、证据效力及其与待证事实的关系认识不清所致。辩方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在证据分类上，都属于间接证据，自然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需要与本案其他证据一起，综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事实。在评价上述间接证据的证明效力时，不能孤立地、割裂开来看，应与本案其他证据联系起来，综合评判。
回归到本案，“证据一、二、三”，如果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如技侦手段、容某、桂某的证言、经侦大队2004年6月、8月加班表在一起，无疑能综合证明容某、桂某等大队领导均应知道2004年8月1日抓获的是张某非法经营一案（“6.3案件”）的在逃人员吴某、魏某这一事实。
还有，原审判决查明和认定的2004年8月1日抓获的是在逃人员吴某、魏某这一事实。只有王某一个人知道。参加办案的C区经侦大队领导和十余办案人员都不知道，这正常吗？可能吗？
3．魏某、魏某于2004年8月30日写的内容为“今收到C区分局退还款（30000）叁万元整”的“收条”（见证据七）。
该证据证明：2004年8月30日王某退还给嫌疑人魏某等的是3万元，不是一审、二审判决书认定的5万元全部退还。这是王某根据大队领导桂某的指示，于2004年8月30日，将5万元暂扣款中的3万元发还给了魏某、魏某、吴某平，并办理了退款手续。
2011年12月22日, 魏某在接受S省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调查时确认了上述“收条”的真实性，如：
问：“你在侦查阶段证言说收了王某退的五万元钱是怎么回事？“
答：“在王某案的侦查阶段，侦查人员怀疑我们行贿，我记得交钱时还写了个收条，但是侦查人员说没有条子。我就说收了5万元退款，免得冤枉王某。”
案卷材料反映，当时吴某平也到了分局楼下，因害怕不敢上楼。该证据还证明吴某平、魏某2008年在检察机关作的交代证明王某退还五万元的证言是虚假的，她们掩盖这2万元没有归还的事实，是想掩盖他们已通过M经侦大队熊大队长和C
区经侦大队领导容某、桂某、程某贤等事先说好，给C区经侦大队2万元，换取对她们不处罚这一事实。
如，魏某证言：
问：“你退钱时是否带了什么手续吗？
答：“没有带任何手续。” （见卷宗第4卷第39页）
“我和魏某乘电梯到了姓王的办公室。当时王警官把用报纸包的钱给我了。我就装到我带的塑料袋子里就走了……”
问：“姓王的警官当时要求你打收据没有？”
答：“没有打任何收据”
问：“当时退给你的是多少钱？”
答：“我回来后清点了一下，是五万块钱。” （以上笔录见卷宗第4卷第50页）
吴某证言
“等她们回来后，魏某说只拿了3万元钱”；“事后，魏某跟我讲了，魏某实际从C区经侦拿回的是5万，对我只说3万”；
（见2008年6月11日吴某笔录）
问：你原来交代说魏某从公安机关拿回的钱是两万元，现在又说是三万，是什么原因？
答：我原来记忆不是很清晰，经过反复回忆，应该是三万。
（见2008年7月8日吴某笔录）
实际上，8月底的一天，副大队长桂某对王某说：“容队（容某）后来让程教（程某贤）找M的熊大（熊某才）叫那些家属答应给队里2万元”，让王某把多余的钱发还。（见证据九、十）
4．C区分局经侦大队“三考两挂勾”台帐（2004年度）中“三中队十月份考核情况”（见证据八），该证据与证据七相印证，证明发还魏某3万元后，多余的2万元，桂某队长已作为“援款”记载其中。
在十月份的考核情况中已写明“萍子案2万元”为“援款”，并作为考核成绩给三中队4名干警各加一分。这是魏某她们的“关系人”事先就和大队领导容某、程某贤、桂某说好的（2012年2月14日，张胜强证言证实），并作为工作成绩予以公开考核记载（由副大队长桂某亲自考核），记载写明了是“萍子案”，这说明大队领导对“萍子案”5万元的暂扣款、返还魏某等人3万元及余款“2万元”作为“援款”等等都是知情的，不存在王某对领导隐瞒，私下“收黑钱”的行为。
容某、桂某作为大队领导，直接对这2万元“援款”进行处置，经侦大队教导员程某贤是“援款”的保管人。
上述书证也同时证明：一审、二审法院赖以采信的容某、桂某在检察机关所作的证言是虚假的，是出于一己之私，隐瞒事实真相，推卸自己的责任。
同时证明桂某的证言是虚假的还有王某的证言：
问：你今天说的情况为什么之前没有跟我们讲？
答：领导不让讲，
问：是哪个领导不让讲？
答：是桂某不让我讲……（见2008年6月25日王某笔录）
5. 2004年8月2日、8月5日出差报告及相关凭证（见证据二、三）。该证据证明张某妻子余某静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
张某妻子余某静证言：
“8月6日或7日到经侦大队找王某，求证吴某被抓一事，王某予以否认”（以上笔录见卷宗第2卷第38页）
“2日当天还是第二天就去经侦大队找王某问吴某被抓一事,王某说没有这件事……”（以上笔录见卷宗第2卷第44页）
余某静的上述证言明显与事实不符。2004年8月2日、8月5日出差报告及相关凭证证明：这段时间王某在出差，不可能存在余某静找王某当面求证、甚至“扯皮”，王予以否认的事。
该证据证明：“张某之妻余某静向被告人王某求证该大队将吴某抓获又释放的事实，被告人王某予以否认，怕罪行败露，并将5万元退还魏某”，不是事实，这是检察机关不负责任的推测之言。
庭审中，控方对辩方提交的上述证据八的证据来源及真实性质疑。
我们认为：上述证据八，由王某从A市公安局纪委案件审理室收集。
该证据原存于C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档案室，A市公安局纪委派专人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存档于A市公安局纪委案件审理室，加盖了A市公安局纪委的公章，其真实性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