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的，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最后才实现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决策者的局面。
因此，对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就应放在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之中来评价。既要瞻前——它开始改变红军长征以来被动挨打，走向机动灵活的新局面；又要顾后——它只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也就是说，既要看到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到未解决的问题。将通道会议放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对它的评价会符合历史实际一些。
第三，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这也是“过程论”，只是换了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
我以为，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可以看做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通道会议是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从历史链条这个视角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都是历史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作用。
因此，研究这段历史，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当然，作为历史环节的每个会议的作用不是等量的，有的更加突出，有的没那么显赫。就遵义会议言，它是这段历史链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的历史环节，这个作用是其他环节不能替代的。这即是说，研究历史既要讲“过程论”，还要讲“主要作用论”。历史是这样交错发展的，也应当这样来认识历史事件的作用。这既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唯物论。据此，对通道会议的评价，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它为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为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根据上述讲的方法论原则，对遵义会议与其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作这样两点总结。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
从“过程论”的角度，应将遵义会议发生的转折看做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
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
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
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
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立地看做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
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
历史作用可以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军事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因此，评价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
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这两句话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
承认。据此，我以为对两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定位，将其作为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来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邓小平在1989年6月作政治交代时，回顾党的历史讲了领导核心问题，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时，我以为这是讲“核心”的源头。后来编《邓小平论中共党史》时才知道，早在1965年6月邓小平同亚洲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时就讲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这说明，讲遵义会议形成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思想，邓小平具有一贯性。
对于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国内外都有各种质疑。应当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上述讲遵义会议与系列会议的关系，说明了它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前些年和近年来的回忆材料讲的一些情况，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释惑。
一是“张王橘谈”。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虽然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但李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