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再次解决了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机构问题。它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有利于在敌情瞬息万变的复杂战争环境下，保证正确军事指挥的实施。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尽管他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已经凸显了发挥的核心作用。
归纳起来，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
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
“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有了“势”，没有本事、没有才能，同样不能成为核心。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势造英雄提供了机会，
“才”是英雄造时势的根本。
再次是“场”。
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与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领导的政治局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因此，那种将毛泽东描写成是靠玩弄政治权术、踏踩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而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各种党史演义作品，是不符合党的历史发展的实际主线的。
五、遵义会议与党的历史分期
在党的近90个春秋的发展历史上，曾被称为重要历史转折的，主要有三大历史事件，而且都是党的会议。除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1927年的八七会议。这三次会议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各不相同。
八七会议的转折作用与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里存而不论。 前已指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的历史的两个伟大转折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外，两者还有相异之处。这里着重讲讲相异之处，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60年历史发展的界碑，由此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遵义会议却没有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在比较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时，经常碰到这样的疑问。
遵义会议既然是党的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党的民主革命历史不以遵义会议为分期界线？我以为，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党的历史进程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与任务的变化，而不是党内路线斗争。比如党的民主革命历史，过去分为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现在将党的创立和大革命分为两个时期了。
显然，这些历史分期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同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个别时期有关系。土地革命战争10年，按照过去说法，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我们现在淡化路线斗争，可以说党
的指导思想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的博弈十分激烈。如果按此来划分，那就是路线斗争史了。
二是对党内的路线斗争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凡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认识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会对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没有发生重大影响的，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分期的界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成为历史发展分期的分水岭，就是因为此前此后党对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认定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10年是大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徘徊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始，党才开始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由此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遵义会议不是这个情况。它只是解决党内的军事路线问题，既没有讨论党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以及社会关系和国家政策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没能成为
党的历史分期的界碑。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分期，都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
三是党的历史分期与党的历史转折是既有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固然地位重要。但像遵义会议不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不能对两者作简单的类比，既不能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和历史分期的两重性，而要使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也不要因为遵义会议不是民主革命历史分期的界线而否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分期的界碑。评价遵义会议的科学历史观，这也算一个内容吧。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