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十分恼怒。几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坐担架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起。张闻天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随后这个建议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一是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二是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周博长谈”。
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不知道。对会议批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
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
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他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遵义会议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情况。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又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这也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有点相似。从形式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不是邓小平，但总设计师是他，一切大政方针由他最后拍板。因此，实际上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他。再就资历和威望言，他任最高领导职务，当第一把手，也不成问题。那时，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但为了考虑培养年轻一点的人，他坚辞不就。因而形成了形式与实质分离的领导格局。
遵义会议也是类似情况。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也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这样大的人事变动最后都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
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也主要是围绕着军事斗争。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打仗是首要任务。
再则，张闻天也很民主，不专权，对博古交权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是“念念不忘”。在中央红军4月中旬过北盘江前，中央曾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提出他自己出去做此工作，其他同志没有同意。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他“负总责”，但实际上没处于核心地位。否则不会有此想法。
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从广昌战役始，李德和博古亲临前线指挥，让周恩来回到瑞金说是让他“管总”，实为“打杂”去了。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恩来，遵义会议剥夺了
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
但周恩来不揽权，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
在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而努力抗争，但他没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让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找来朱德，三人一起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朱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销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恩来仍是团长。新“三人团”的成立，是继“鸡鸣三省”会议解决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