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意识也使马原成为推动先锋小说走向繁荣的一位重要作家。与此同时，深受马原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洪峰，也相继发表了《奔丧》、《瀚海》和《极地之侧》等先锋小说。到1987年，由马原开创的先锋小说在形式实验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许多重要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和叶兆言等人，都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在以后的两三年内，创作势头依然不减，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小说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这场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运动肇始于马原，但后来者显然不愿意成为如马原式的唯形式主义者，他那种形式至上的创作缺陷，在洪峰的《奔丧》、《极地之侧》等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在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笔下，小说的思想性，尤其是有关历史批判与人类存在状况的创作主题开始受到了格外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克服了以往先锋小说的“唯新”论色彩，将“形式”与“意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融合。最后是以“书写个体存在”为主旨的先锋小说。相较于马原等人对形式实验的刻意追求，史铁生和残雪等作家显然更为关注人物的存在境遇与价值抉择问题。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原罪》和《宿命》等，不仅用寓言形式探讨了生之意义，而且还在揭示人生荒诞性的基础上，流露出了一种深重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与之相类似，尽管残雪在《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瓦缝上的雨滴》和《苍老的浮云》等作品中，用一种高度抽象和艺术变形的手法，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梦魇般的生存景观，但其中仍然隐含着作家念兹在兹的人道关怀。而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运用新历史主义笔法，通过虚构家族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主流历史的深刻怀疑，这其中也仍然暗含着借助历史批判表达人道关怀的叙事策略。至于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等作品，则将这种存在主题与造成国人异化的“文革”历史联系起来。这一历史批判的小说主题，充分折射出先锋作家批判“文革”和反思人性的启蒙精神。 43．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哪三种叙事策略？每种策略各说出一篇小说。 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种颠覆现实真实、重构精神真实的叙事策略。
一是打破“虚伪的现实”的理性秩序。怀疑现实秩序，意味着对现实理性秩序的怀疑。而余华用来戳穿“虚伪现实”面具的武器，便是他的第一种叙事策略，即以“暴力叙事”打破现实提供的理性秩序。余华小说中暴力事件来源于人物心中蠢蠢欲动的欲望。因此，暴力本身便是人类主体精神自我出场的一种形式。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在搭顺风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殴斗。当“我”为汽车司机的利益与人打架时，司机却对这件事漠不关心，甚至看着“我”被打坏的鼻子“表情越来越高兴”，最后司机跳上一辆拖拉机，“哈哈大笑”地离去了。在这部小说中，对暴力事件的叙述直接摧毁了现实存在的“文明秩序”，司机的行为无疑对现实真实构成了颠覆。
二是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许多与现实相似的叙事细节。这些细节的真实性令人恍惚觉得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现实之中，甚至真实得可以去触摸它们。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细节，只不过是余华对超验事物的叙事还原。可以这样理解，为了表现那些“真实得可以令人抚摸”的欲望和记忆，即作家心且中的精神真实，余华试图用叙事证明人类主体的精神，其实真实得如同可以触摸的客观现实。因此，在余华笔下，原本抽象的精神现象、虚无缥缈的超验事物就具有实在的“物性”。例如“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随后用双手将鼻子向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一九八六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真实”细节发生的故事背景，始终都是作家精神想象的产物，如兄弟相残、卖人肉、自残等。这些事件的精神烙印显而易见，但是，余华却把它们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现。那些在现实看来荒诞不经的事物，却在余华笔下充满了质感，“真实”地矗立着。
三是对精神事件的叙事重构。余华小说的叙事场景大多具有明显的虚拟性质，它处处渗透着形而上的精神意念，那些逼真的细节叙述就在这种超现实的叙事场景中清楚地表明了自身的精神属性。《往事与刑罚》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叙事语境，小说人物没有姓名，情节发展被错乱的时间搅得支离破碎，甚至故事的发生时间也在小说创作时间之后，这本身便表明了小说的虚拟性质。因此，无论余华对刑罚的细节展示得多么逼真，都无法改变那些细节叙述的虚幻性。 44．什么叫“伤痕文学”？什么叫“反思文学”？什么叫“改革文学”？各说出两位作家及作品。 1977年底，刘心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文学界乃至全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与稍后发表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等一批作品一起，暴露了《文革》在人们心中记下的伤痕，史称“伤痕文学”。 以深入反思“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悲剧为题材的一批优秀作品，如《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高晓松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等，这些作品显示了当代作家在深挖历次政治运动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根源方面达到的思想与文学高度，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史称“反思文学”。几乎与“反思文学”崛起的同时，描绘改革风云、塑造改革英雄、记录改革艰难的一批作品也异军突起，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因发挥了为推动改革的重要作用，史称《改革文学》。
45．结合“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等关键词，说明新写实小说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变化。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始于《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但从评论界普遍认同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来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1986年，“新潮文学”方兴未艾之时。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等人。他们作品的基本风格被评论界概括为描写“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即冷静地“关注人的生命内部奥秘，关注人的生存本体意义”。这样，它实际上已经“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殖意识发生暗合”0。这样，它就以鲜明的“欲望叙事”而不同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原生态”、“生活流”的琐细笔触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以“零度情感”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重情的叙事风格。而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欲望在人生悲剧中的意义——它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底层写作”。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食欲、性欲和暴力成为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刘恒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在刻画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时，便淡化了极“左”政策伤害农民的社会意义，而突出了家大口阔、食欲难填、为了糊口不得不偷粮食的生命意义。刘恒后来发表的小说《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在刻画男女性爱悲剧时，淡化了爱的主题，而突出了“性欲”和“乱伦”的生命意义。这些作品在突出人生悲剧的欲望意义的同时写出了欲望的躁动与生命的虚无，也就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浸染。稍后，苏童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红粉》和长篇小说《米》，在描写人的欲望之惑方面也有了新的探索。其中，《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颠覆了传统批判男权主义的反封建主题，进而凸显了欲望之谜。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与刘恒、苏童的“欲望叙事”风格不同的，是以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为代表的“生活流”写法。他们有意淡化了“欲望”主题，而致力于还原普通百姓“一地鸡毛”的琐细生存状态。尽管对这样的风格，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作品在文化市场上得到了大众的追捧，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又显示了这股情绪的某种当代适宜性，说明市场是需要这样的文学的。 然而，新写实小说也终于难免盛极而衰的命运。在尽情宣泄了“审丑”、“溢恶”的情绪以后，有的作家也有了超越的尝试。如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风景》，虽然也有关于底层阴暗人生的冷峻刻画，但作家本人是更倾向于强调“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才是导致那些底层人的心理阴暗的社会原因。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而刘恒在199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明显远离了“审丑”、“溢恶”的情绪，开始以悲悯、理解的眼光打量起底层百姓“不幸中的幸福”、“知足常乐”的生活来。此篇与早几年余华发表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起，表达了当代作家理解现实、同情弱者的可贵情感，因此也显示了世纪末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悄然回归。此外，刘震云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手机》，也表现了作家敏锐捕捉新的生活方式、发现新的情感空间、追求新的语言趣味的才华。由此可见，当另一批作家纷纷将“欲望叙事”写到了狂欢的地步时(如贾平凹。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和卫慧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等)，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了不约而同的“突围” 与超越。
46．为什么说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 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风景》，虽然也有关于底层阴暗人生的冷峻刻画，但作家本人是更倾向于强调“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才是导致那些底层人的心理阴暗的社会原因。当她在关于《风景》的创作谈中指出“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时，她其实已经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因为批判现实主义从来就是将人的堕落认定是社会的不公所导致的。此后不久，她于1990年又发表了具有深刻反思意味的知识分子题材小
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对造成两代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时代与环境因素进行了追问。她于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也仍然是反思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成果。因此，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 47．简要说明刘恒与苏童小说“欲望叙事”的异同。
刘恒作品在突出人生悲剧的欲望意义的同时写出了欲望的躁动与生命的虚无，也就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浸染。读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感到人生的苦闷与无奈。而苏童在描写人的欲望之惑方面有新的探索。其中，《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颠覆了传统批判男权主义的反封建主题，进而凸显了欲望之谜：“不明白为什么每逢阴雨就会想念床笫之事”，“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纵欲的结果是报应接踵而至，欲望虚幻的主题也因此在最后呈现了出来。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48．简要说明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杨朔是一位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明确的创作主张的散文家，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化散文”的概念，表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探索勇气。1956年发表的《香山红叶》标志着他散文创作的成熟，而《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泰山极顶》等名篇则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杨朔散文除了以诗为“神”的特点之外，还突出表现出“通讯化”、“小说化”的特点。虽然他的散文存在着把表现“自我”置换成表现“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局限，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时众多散文媚上媚俗盛行的情况下，他能以精湛的构思、典雅的格调而“一枝独秀”，无疑已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 秦牧与杨朔享有“北杨南秦”之誉，他的散文知识信息丰富，题材广泛，思路开阔，清新隽永。而平中见奇，夹叙夹议，以富有个性的语言直抒胸臆或发挥议论，也是他散文的特色。另外，他也很注重语言的推敲，善于运用精彩的比喻。但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有些内容有粉饰之嫌，因而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战争生活经历是刘白羽散文审美品格中的两大重要因素。他在《灯火》、《红玛瑙》、《秋窗偶记》、《雪》等散文中善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思考，构思呈现逆境、顺境的转换，并常用一条回忆的线索串起若干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构成一幅历史长卷。另外，他还善于用崇高与辉煌构建起散文形象系统，《长江三日》就是对“革命的、战斗的哲学”和“激流勇进精神”的热情赞美。他的散文多引用古人诗句，借诗的意象表达作者追求时代精神的强烈情感，情感也常常是汹涌奔腾、一泻千里式的浓烈，常常表现出骈散结合和抑扬顿挫的特点。 49．简要说明余秋雨散文中“仪式感”的审美特征。
研究戏剧理论出身的余秋雨，从戏剧剧场演出所特有的“仪式感”中得到启示，并且把它引入散文的营造之中，精心创设一种散文的“仪式感”。
“仪式感”是余秋雨散文乃至他的戏剧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余秋雨曾经阐释过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性、拟态性、观赏性”等审美特征。所谓象征性，是指仪式中的活动，不是现实生活和精神活动中某些规定情境的原生性再现，而是一种替代，以此物替代彼物，如用面具来指代神鬼等非扮演者自身的角色；所谓拟态性，是指在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的同时，它又在制造一种模拟和重现现实的假象，以假定性的存在作为仪式的前提；所谓观赏性，是指仪式所进行的程序和活动中，融入某些形式感很强的程式，从而获得了形式的审美意味，让观看者和参与者在感性参与中领悟到审美活动的魅力。
在余秋雨的文字中，对仪式感的应用，从构思到布局，从内在冲突到叙述语言，都自觉地体现出来。在《风雨天一阁》起始的第一节中，就两次提到“仪式”一词：“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这显然是要营造出一种仪式感。走向莫高窟，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次不辞劳苦的旅游，而在余秋雨笔下却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狂欢，一种投入审美境界的盛举，而且被余秋雨描述得情
采飞扬，激越非常，波翻浪卷，汹涌澎湃，以一浪高一浪之势将莫高窟推向了美轮美奂的极境：“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义理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50．简要说明金克木与张中行的散文风格的异同。
金克木的散文，思路开阔，富于跳跃性，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散文妙笔连连，却并不铺张，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或是人物的政治见解，或是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常常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颇有散文大师鲁迅的遗风。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克木的散文中经常见到。
在形式上，金克木的散文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对话体”的运用。对话是“后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对话指的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在金克木的散文里，不仅“对话”较多，而且在对话形式的设置上多有别出心裁。通常的对话体一般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金克木则以超人的想象力进行着新的尝试，如《与诗对话：(咏怀)》出现的人与诗的对话。与其他学者型的散文家相比，金克木思想解放，“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敢恨，敢爱，敢于批判，无论是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都呈现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深厚素养，体现的是一种“自治”的人生哲学和“自在”的人格哲学，是老生代散文作家乃至整个20世纪末散文家中的佼佼者。金克木散文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还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散文家应该追求一种自然的境界，越是远离有意识的“修饰”，文章就越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张中行是老生代散文家中典型的“老夫子”。被人称作“超然的观察家”、“宁静的学者”。人生的沉浮与生活的磨难，没有直接在他笔下留下太多的痕迹，而更多的是赋予他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他的散文除冷峻之外，还表现出一种古雅的气质。这种掩饰不住的“雅韵”，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深厚学养的具体体现。“每自著文”，必涉及古典文献或者是古代传说。他在文章里当然也要说“今”，但是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古训，无时无刻不想到以古鉴今。“儒”敦促他兼济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为他淬火，使他少了些许锋芒，雪藏了杀机，捐弃了蝇头之利，避免了随波逐流，于出世的冷眼旁观和无欲的刚强中更坚韧了“儒”的人生信念。以往人们在品评中国文人时常用“理想为儒”、“实用为道”来概括，而在张中行这里，完全是儒道合一了。
张中行的散文，其总体格调是古风古韵。在行文上更具文言的韵味，简洁而蕴藉，颇有文言的精粹特征。儒学思想不仅仅是作家吟咏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作品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张中行善于融古典精华于现代生活，熔古今为一炉，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并不“古典”。相反，其开放与激进的程度，丝毫不比年轻人逊色。从他身上，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他一直遵循“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张中行文笔老到，“随心所欲”、“自在逍遥”，其中既有淡淡的思古之幽情，无奈之惆怅，又有客观公允的评骘人事的眼光和无限的话外之音。他的散文里充盈着一种悠闲、自在的闲适气氛，“名士谈心”、“野老散游”式的舒缓节奏、“平和冲淡”的特色与他的老师周作人如出一辙。因此，与其说是一种“闲话”，倒不如说是一种“闲适”的格调。张中行的散文“闲适”的第二个资本，就是他的哲学方面的储备。在青年时期，他曾经下大力气在哲学方面做过深入的探索。他的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一种哲理的深度。他谈禅论佛，评儒议道，皆成性灵文章。富有哲理意味的闲谈，只属于张中行“这一个”。
张中行的文章具有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他的文章虽然缺少张扬蹈厉之辞，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是他所拥有的“古雅”与“凝重”却构成了他的鲜明特点。从他那自然、婉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闲适”的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他对于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世间的一切在他面前都不再重要，因而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 51. 简要说明余秋雨与韩少功的散文风格的异同。
余秋雨从戏剧剧场演出所特有的“仪式感”中得到启示，并且把它引入散文的营造之中，精心创设一种散文的“仪式感”。在余秋雨的文字中，对仪式感的应用，从构思到布局，从内在冲突到叙述语言，诗性话语，都自觉地体现出来。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其形象性和情感性都得到了精心的强化，这体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将知性的思绪与饱满的情感、抽象的理念与感性的形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诗意蕴涵的表述方式；二是将具有不同情感色彩和价值蕴涵的句子交错缠绕，或者互相补充或者相互冲突，形成语言的情感张力；三是将具有暗示性的含蓄蕴藉和直接热烈的抒情议
论相互结合，形成语感的不同层面和叙述的波澜曲折；此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段，对比、铺排、递进、夸张、隐喻等，更是屡屡采用，构成一种诗情洋溢的语境。
韩少功是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其小说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在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山南水北》记录了作家离开城市来到他曾经插过队的湖南汨罗县八溪峒乡，过起筑屋、垦荒、养鸡、种菜、割谷的农民生活的种种经历与见闻。很多评论认为，这是作家“归隐”、”隐居”的结晶。但韩少功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作家在散文里所表达的从具体内容到思想意识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的味道，反倒是留给了读者丰富而深刻的思考。映射出作家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思考，映射出作家的博大胸怀与大仁大爱。
《山南水北》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好的韵味。远远超越了通常的“寻根”与回乡的范畴，是作家逆“潮流”而动，怀着一种无比虔诚的心境对大地母亲的亲吻、对自然生态的一种良心发现，回乡只不过是一种必须借助的形式而已。作家是要去发现乡土生活中的美的、善的甚至是丑的等多种元素，重新建构乡土生活的价值。给读者最深的印象是清新、自然的风格。从题材来说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从语言特点来说是“山水画卷”，恬淡优雅。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在大自然中生存着的各色人等，在作家笔下无一例外地以本色和盘托出，是一种“纯天然”的出水芙蓉般的纯净，没有丝毫的雕琢与修饰!
52．简要说明金庸在新派武侠小说创作上的文学成就。
在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上，金庸独辟蹊径，力求突破传统武侠小说那种陈旧的创作模式。他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新武侠小说中，摒弃旧武侠小说中存在的糟粕；一方面又借鉴“五四”新文艺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还灵活地运用了一些现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表现技法。中西古今的丰厚学养，使金庸武侠小说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金庸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有些作品已经成为武侠小说公认的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浩瀚奔腾的才气，俊逸潇洒的文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充满真情、柔情、豪情，深沉委婉、细腻动人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画卷，塑造出一系列充溢着人情美与人性美的人物画廊，挥洒着无与伦比的雄浑力度和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他踏入江湖的时间虽然迟于梁羽生，但后来居上，众望所归，有“武林盟主”的美称，在武侠小说界引起了一场革新运动，使新武侠小说的魅力深入人心，吸引了无数读者。严家炎指出：“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拓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使新武侠小说具有同精英文学并驾齐驱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小说雅俗对峙的鸿沟。 53．简要说明《笑傲江湖》的主要特点和成就。
《笑傲江湖》开始创作于1967年，此时正处于祖国大陆“文革”的高潮期，这一动乱波及香港后，关心时事政治的金庸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他开深入思考“文革”的各个方面，并把得到的感悟融入小说创作中，通过描写江湖世界里的刀光剑影、人事纷争来揭示中国从古至今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普遍人性在特定情境下的必然表现。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没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似乎是一部供人赏玩的纯粹“武侠小说”，但实际上却是金庸受“文革”启发，以生动的艺术画面展现的一部意蕴深刻的中国政治斗争史，一部有极强象征性的政治寓言小说。
《笑傲江湖》气势雄伟，笔力豪放，思想内容深厚，艺术表现精湛。它以一部《辟邪剑谱》为中心线索，展现了一个争权夺利、颠倒黑白、是非难分的武林世界。这个江湖充满了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处处潜伏着争权夺势的野心与贪欲，似乎跟中国的传统政治世界有几分相近之处。在疯狂的权力角逐中，人人都变得虚伪狡诈，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岳不群、左冷禅、余沧海、东方不败与任我行等人各怀鬼胎，为称霸武林而施展着各种阴谋诡计。
《笑傲江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一般武侠小说难以企及的。老谋深算的岳不群是华山派掌门人，表面上温文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经常告诫弟子要“时时记得仁义为先，做个正人君子”。但内心却虚伪自私、阴险恶毒、野心十足。为夺取《辟邪剑谱》，他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为诱饵来接近林平之，夺得秘籍后又杀人灭口，嫁祸给徒弟令狐冲。为称霸武林，他不惜自宫来练辟邪剑法，结果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口是心非，城府极深，满口“五岳剑派，同气连枝”，却亲手杀死恒山派两位师太，在众人面前仍信誓旦旦，要捉拿凶手，为三位师太报仇。他狡猾卑鄙、诡计多端，对左冷禅派来的奸细礼遇有加，并将计就计，将《辟邪剑谱》通过奸细送给左冷禅，使左冷禅误入他的圈套。在少林寺和令狐冲比剑时，故意震断左腿，以苦肉计麻痹敌人，使左冷禅对他掉以轻心。在争夺五岳派掌门之时，他凭借辟邪剑法打败了左冷禅，还用毒针刺伤左冷禅手掌，刺瞎左冷禅双眼，却冠冕堂皇地说：“在下与左师兄比武较艺，原盼点到为止。但左师兄武功太高，震去了在下手中长剑，危急之际，在下但求自保，下手失了分寸，以致左师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