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受损，在下心中好生不安。咱们当寻访名医，为左师兄治疗。”形象地展露了岳不群伪君子的丑恶嘴脸。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中，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林平之等的人性都遭到扭曲，变得龌龊不堪。小说的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和博爱情怀的侠义之士。在争权夺利的险恶江湖里，他出淤泥而不染，放弃当日月神教的掣薮主和五岳剑派的“总掌门”，在一曲“笑傲江湖”中携爱妻任盈盈远离权力纷争，归隐山林，表现了一种“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的洒脱。
《笑傲江湖》仿佛给读者展示了一座人性的炼狱，里面既有人性的堕落，也有人性的美好，从而使我们在这个恶的世界里既感受到善的伟大也看到爱的希望。其中，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美好恋情更是九曲回肠、春光无限，令世人心生羡慕。
54．为什么说《神雕侠侣》是一部爱情圣典？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简要说明。
《神雕侠侣》讲述杨过和他的师父小龙女之间一譬尝登翌许，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小说主人公杨过负气从全真教逃出而误入活死人墓时，是墓里的小龙女收留了他并传授他正式武功，从而拉开了两人爱情故事的序幕。
在古墓中，师徒二人相互关怀，惺惺相惜，过着平静的日子。对杨过向而言，自己从小缺失父母之爱，在世间饱尝冷暖之苦，而萍水相逢的小龙女却对他关爱有加，这使他万分感动，决定要不顾一切地守护她，回报她。对小龙女而言，自幼父母双亡，由师父抚养长大，对杨过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虽说她自小修炼玉女心经，讲究清心寡欲，但毕竟日久生情，在杨过拜她为师跟她学武功的过程中，她其实已经渐渐对他产生一种朦胧的好感。但两人的相恋却一波三折，劫难不断。这些磨难虽奇特而残酷，但又深刻而真实。多情自古伤离别，他们遭受了四次离别之苦，分离时间长达16年之久。第一次是因为“失贞绝望”，第二次是因为“礼教大防”，第三次是因为“双重打击”，第四次则是因为“绝情救过”，这四次离别，“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更惨烈，一次比一次更长久，而又一次比一次更真挚”，表现了杨、龙的至情至性和他们对感情的忠贞不贰，读来荡气回肠，感天动地。
杨过重情重义、灵活机智、武艺出众、英俊潇洒，有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都对他心生爱慕之情，如陆无双、程英、完颜萍、公孙绿萼、郭氏姐妹等，但他一生钟情于小龙女，虽有时也会意乱情迷，但他生死相许的人却只有小龙女。尤其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杨过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苦苦等候着她。16年后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但杨过对小龙女的痴情仍不减当初。日思夜想盼来约定之日，满怀希望重见相思之人，却迟迟不见小龙女的出现，这令他痛不欲生，绝望之际纵身坠入深涧中。而由于机缘巧合，这反而导致了他与小龙女的团聚。原来悬崖下是一个深潭，小龙女侥幸不死，重伤也得以治愈，只是苦于百丈绝壁不得上来，所以一直独自生存至今。这对历经千难万险、久经磨难考验的苦命鸳鸯终于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杨、龙的生死之恋是本书的主线，是最富魅力的地方。围绕着这条主线，金庸还写到了李莫愁、武三通、公孙止、裘千尺、郭芙等人的恋情，塑造了许多“情痴”形象，把各种各样的恋爱心态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把爱情的悲苦和甜美都写到了极致，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神雕侠侣》是一部爱情圣典，人物情爱的夺目光彩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小说中的“侠”和“武”，所以，它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写情的代表作。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尽情展现自己写情的深厚功力，谱写了一曲爱情的动人乐章。 55．《鹿鼎记》和金庸以前的武侠小说的主要差别是什么？
《鹿鼎记》是金庸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金庸的压轴之作。它的风格和形式跟先前的金庸小说迥然不同，在人们熟悉的武侠小说世界里，基本上都是“武”和“侠”两者皆备或是各有偏重，但《鹿鼎记》中既没有武功高强、义薄云天的武林侠客，也没有出神入化、高深莫测的奇妙武功，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的武打场面，武侠意味非常单薄。金庸费尽心机塑造了一个非侠客型的奇人韦小宝，围绕着他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清朝康熙年间政治风云，游戏笔墨中蕴涵着一定的历史意趣，所以，《鹿鼎记》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如果说韦小宝是个奇人，那么《鹿鼎记》则是部奇书，金庸让它“表现出了一种几乎前所未有的欣赏趣味，表现出了一种象征和隐喻的，既关于人生又关于社会，以及关于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艺术世界。这使《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为特殊的一部，也是数十年来我们整个现代文学中至为特殊的一部”。所以它充满喜剧色彩，富有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和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庸不仅是武侠小说界的泰斗，也堪称一流的喜剧大师。《鹿鼎记》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基调为主，在作品中设置了许多喜剧情节，笑料迭出。但《鹿鼎记》中大多数笑料都不是浅层次地描写荒唐、丑陋的场景，不是随意地插科打诨，而多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在有趣的游戏笔墨中，还渗透着有关社会、人生、政治、历史等多种寓意。金庸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在小说中寄予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民族观。《鹿鼎记》的艺术技巧炉火纯青，思想内容深刻独到，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是金庸的集大成之作。
56．1966年，梁羽生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是如何谈他们两人的不同的？
提示：在风格上，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是现代的“洋才子”。在人物上，梁羽生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但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精彩；而金庸写恶人、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在艺术上，梁羽生擅长写文采风流、豪迈脱俗、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名士型侠客，他们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情操高洁，深受读者喜爱。 57．简要说明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主要特点。
梁羽生以其雍容优雅的名士派风格影响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被推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他首先将新的文艺笔法、新的价值理念、新的创作技巧应用于武侠写作，使武侠小说的创作提高了一个层次。他虽然不像郑证因那样精通武功，但小说中的武打场面，一招一式，都刻画得十分精妙传神，令人惊叹，展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学创作功底。他把武侠故事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既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度，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他的武侠小说里有优美的诗词意境、浓厚的历史氛围、高洁的侠士形象、纯美的儿女情长、美丽的塞外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包罗万象，意蕴无限。
当然，梁羽生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武侠小说研究专家陈墨认为，第一，梁羽生对历史真实及其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规范的追求，限制了传奇文学本性的充分发挥和充分实现。第二，梁羽生坚持“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正统”观念和方法，限制了其创作成就。第三，侠的形象存在一定的类型化、概念化l的倾向。且作品的叙事模式，也有类型模式化的雷同之处。陈墨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梁羽生的普遍意见。
58．为什么说《浣花洗剑录》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地位？
古龙的小说创作从纯文学起家，但他在纯文学的创作道路上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台湾武侠小说“三剑客”(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和金庸武侠小说的影响之下，古龙于60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经过几年试手之后，于1960年首次以“古龙”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这部小说虽然没有给古龙带来很高的声誉，却标志着古龙武侠小说的出道。
《浣花洗剑录》出版于1964年，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具有重要的地位。该书的内容奇特，思想精妙，融入了古龙对生活真谛的理解，表现了古龙对上乘武学的参悟。它主要讲述了一个东瀛剑客不远千里到中国求证武道，从而引起中土武林风云变化的故事。小说集中笔墨塑造了一位剑侠形象——方宝玉，他从小饱读诗书、聪明机智、正直善良、胸怀坦荡。当剑法高深的东瀛剑客被紫衣侯打败后，曾许下七年后重返中土以洗一剑之耻的约定。由于紫衣侯在战中负伤而不幸去世，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方宝玉就肩负起了打败东瀛剑客的重任。为了阻止东瀛剑客在七年后血洗中土武林，他跟随紫衣侯的师兄隐身世外，五年多来潜心研究武道并终有所悟，成为一位武功高强的少年侠客。但江湖险恶，初出茅庐的方宝玉遭遇曲折离奇，最后历尽干辛万苦，终于以绝妙的剑法战胜了东瀛剑客，维护了中土武林的安宁。东瀛剑客也由此证得“无招破有招”的无上武道，死而瞑目。
《浣花洗剑录》所蕴涵的武学至理，与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说是从金庸那里学习得来。但古龙在模仿金庸的同时又进行了创新，他描写武功招式不拘泥于对一招一式的简单刻画，而是超越了武功技法的限制，上升到对武学精神的探求。在《浇花洗剑录》中，作家借紫衣侯之口道出无上剑道的奥妙：“我那师兄将剑法全部忘记之后，方自大彻大悟，以意驭剑，随心所欲。??也正因他的剑法绝不拘囿于一定之招式，是以他人根本不知如何抵挡。我虽能使遍天下剑法，但我之所得，不过是剑法之形骸；他之所得，却是剑法之灵魂。”这一武学奥秘其实同佛学里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有相通之处。古龙把精深的禅机哲理同武学联系起来，虚化具体的武功招式，注重剑人合一，以意驭剑，所以会创造出“小李飞刀，例不虚发”的武学奇迹，成为武侠小说史上的一大飞跃。《浣花洗剑录》思想底蕴深厚，小说语言充满诗意，故事情节曲折新奇，小说境界高深莫测，是难得一遇的佳作。它已经显示了古龙小说创作的特色与风格，是古龙小说创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59．在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和古龙小说主要有什么异同？
在作品内容上，金庸和梁羽生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注重对历史环境的描写，把小说同国家民族的兴亡与社会动荡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虚构武侠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刻理解和感悟，总是隐含着作者对人的理想化设计和对民族团结、国家兴旺的美好希望。而古龙却特立独行，只写“江湖”，不写“江山”，超脱具体的历史时空。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不受历史的限制和束缚，在自由的艺术天地里，任凭感性的笔触自由驰骋，进而审视人生、探索人性，意境开阔深沉。
在人物塑造上，金、梁小说多“侠客”形象，但金庸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
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不能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古龙笔下多“浪子”形象，传统道德观念薄弱，注重个性的张扬，没有正邪的生硬划分，也没有“名门正派”与“旁门左道”的对峙，有的只是人物感情和性格的内在冲突，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真实本性。
在情节安排上，金庸小说开局平淡，但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人物纷纷涌现，关系错综复杂，故事一波三折，构思精巧严密，布局诡异莫测，意趣无穷。梁羽生小说开篇精彩，引人深入，但渐趋平淡，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古龙借鉴西方悬疑侦探小说的写作技巧，精心设置悬念，强化了小说的侦探性和推理性。小说情节离奇曲折，计中套计，环环相扣，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偶然中有着必然，引人入胜。 、
在武功招数上，金庸凭借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能力，使各种超群卓绝的武功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如“百花错拳之美妙，六脉神剑之奇幻，化功大法之阴邪，辟邪剑法之妖逆，降龙十八掌之刚猛，黯然销魂掌之恍惚”等。梁羽生在武功描写上虽不及金庸，但他对一招一式的刻画也细腻而逼真，又有很强的写实性和道德倾向性。而古龙自知在金、梁的奇功妙招上进行突破是相当困难的，并对一招一式机械地过招提出过质疑，所以他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另辟蹊径，专门以“气势”与“快”字诀取胜，并指出决定胜负的因素，除了武功外，还要看体力、心态、判断能力等因素，“小李飞刀，例不虚发”，陆小风灵犀一指，就几乎战无不胜。
在语言运用上，金庸才识渊博，文笔雅洁，诙谐幽默，富于变化，环境语言有意境，人物语言有个性，叙述语言有时代感、地域感。梁羽生在中国古典文化上的造诣极深，他的小说语言文采飞扬，常有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富有浓郁的书卷气。而古龙非常喜爱西方文艺，追求语言的欧化。他好用短句，简洁利落，风格创新，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60．简要说明白先勇的《台北人》和《纽约客》的主要特点。（不要） 61．《台北人》是如何表现白先勇的故园离愁的？
在《台北人》中，城市空间的对立不仅作为一种叙述策略，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结构模式凝结着白先勇的故园离愁。 首先，是城市形态空间的广大与狭小的对立。尽管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尽管台湾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但无可置疑，当几百万大陆人漂泊至台湾时，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视为外来的闯入者。因而，《台北人》中的吴钦磊等漂泊者由祖国大陆迁往台湾时，一开始就充满着失落和无奈。狭小、封闭的生存空间，陌生、有限的孤岛环境，对这些习惯于广大、辽阔的大陆环境的漂泊者的刺激是致命的，他们的苦恼、不满、抑郁，常常直接源于他们对这种空间的无与伦比的敏感。与上海、南京等“到处的繁华”的街道相比，台北的“巷子里灰蒙蒙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冬夜》)。与上海、南京等地“华美”“气派”的酒店、餐厅相比，台北的“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的餐厅是简陋、寒酸的(《花桥荣记》)。与上海、南京等地宽敞、大气的剧院和舞厅相比，台北的剧院和舞厅是狭窄、土气的，以至于在金兆丽看来，上海“百乐门里那间厕所”也要比台北“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城市外在空间结构的狭小、逼仄，直接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吴钦磊们对它的认同感。于是，向过去广大的城市外部空间的回望，就成为《台北人》中频繁使用的结构模式与习惯姿态。借助于这种回望，《台北人》中的主人公们往往可以暂时超越令人窒息的狭小、逼仄的台北现实空间，而重回令人愉快的梦幻中的祖国大陆空间。对广大而又开阔的生存空间的渴求，是人的本性。如果说内部空间可以满足人追求归属、安全的需要，那么，外部空间就可以满足人追求自由的需要。吴钦磊、朴公、钱夫人等之所以对祖国大陆城市空间念念不忘，就在于在这种空间中，他们的生命意志获得过最大的张扬，他们自身的本质力量获得过最充分的肯定。而与之相比，自从进入到台湾这个狭小的空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过上一种蜗居生活，曾经叱咤风云的刘行奇出了家(《国葬》)，曾经名动一时的钱人成为深居简出的落伍者(《游园惊梦》)。久而久之，他们便都在这种狭小的封闭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幽闭恐惧症，生命活力日趋减弱，生命意志也日趋消沉。他们在焦虑和痛苦中，不得不选择精神上的逃离，因为只有在对现实空间的逃离中，《台北人》中的漂泊者才能在想象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自己对更为博大的祖国大陆空间的亲近。
其次，是城市经济的富裕与贫穷的对立。在《台北人》中，对祖国大陆空间的认同，既通过空间形态的对比，也常常通过空间的经济化性质的对比得以体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南京等大陆城市，新兴的工商企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钱夫人、李长官、尹雪艳等的生活享乐提供了诸多方便。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经济，尚未脱离农业经济的樊篱，贫穷造成了主人公们生活的相对窘困。 62．简要说明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的成就和特点。
标志着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双向改铸和融合的最高成就的是他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从深层的精神资源上看，《白玉苦瓜》对中西文学的改铸、融合，首先来自西方现代哲人的启迪。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态势，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涌进了他的诗歌美学世界。对于陷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物，余光中并没有采取讽刺
和批判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了更多传统的悲天悯人的仁者襟怀和温情。他的批判锋芒，更多地含蓄地指向了那使这些人陷于生存困境的环境。在展示人的生存困境时，诗人没有拘泥于对社会现实肤浅的描写，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生存俗相之下人物灵魂的真实动静。诗人更为看重的，是勇于摆脱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人。
生活的理想归宿也并不必然地指向西方现代主义者神往的彼岸世界，而是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中人类生命的自为和自救。这就使得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精英话语的改铸，有了令世俗生活美学化的思维革新指向，指向对诗歌情感与生活节奏同一性的原初本相的恢复。在台湾现代诗将创作和解读诗的活动日益变为少数人的专利因而陷入困境时，余光中的这种对传统文学功能观的认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白玉苦瓜》中，对传统的改铸和更新主要包含下面两层意思。首先，是将以往的传统投射到现在和未来的层面，使之具有一种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对中国传统的改铸，是针对现代哲学所启发的精神和方法所作的一种改铸。改铸的目的在于将传统体现为一种存活于当代生活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系统。其次，是在现代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学进行追问和批评。
余光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双向改铸，使他的《白玉苦瓜》诗集中的诗作既区别于那种株守传统的“孝子”文学，又超越了那种一味西化的“浪子”文学。它在使“古典”与“现代”接通之时，也使《白玉苦瓜》的题材和内涵获得了较大的扩展。一方面，古老的人和事，循着对接的渠道涌入了现代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也循着对接的渠道沾染上了古老的人和事的神秘色彩。这就使得在经过余光中双向改铸后展示的“虚构的世界“的后面，总是叠映着另一个奇异而又神秘的“虚构世界”。可以说，无论是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改铸，还是他对传统文学的现代化探索，都拓展了一种内生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台湾现代诗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丰富了台湾乃至中国现代诗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五、分析题
要求：该题按小论文要求，答案不得少于1000字。在答题时应做到：论述清晰明确，举例具体恰当，文字优美流畅，逻辑清楚明了，不能完全照抄教材中的观点和内容，必须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1．《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通过三幕相对独立的戏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试结合作品主人公王利发的形象塑造加以说明。P50-51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这种追求光明的个人愿望与黑暗势力的搏斗比之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老舍的精心组织下更是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表现了老舍勇于实验创新的难能可贵的巨大勇气，以及驾驭作品的出色能力。
《茶馆》的又一个突出成就是戏剧语言独具特色。一是总体风格精练传神；二是人物语言个性化、动作化；三是具有浓郁的京味；四是幽默含蓄。老舍追求的是“话到人到”，“开口就响”，“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如第一幕刚开场的一段，二德子与常四爷发生冲突，王利发和松二爷劝架，马五爷喝止二德子，每人都只有一两句话，却传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透露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王利发的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常四爷的正义爱国，耿直刚烈；松二爷的热心乖巧；二德子的仗势欺人，欺软怕硬；马五爷的傲慢威风，都极为传神。《茶馆》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老舍的幽默讽刺艺术，以其不着痕迹的语言功力，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无情地控诉和鞭挞腐朽的旧制度和民不聊生的不合理社会，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
2．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茶馆》中仅有的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们各自有什么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在作品中的作用又是什么？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
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常四爷是底层旗人的代表，虽吃着“皇粮”，却被摈弃在统治阶层之外。他的特殊出身使他性情刚烈，出言无忌，他的爱国热情使他正义耿直，义愤激烈。“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的欺侮”。由于这种性格特点，他坐过牢，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清王朝灭亡后，70多岁的他只能以卖花生米为生。他的命运轨迹与王利发一样，也是直线下滑的。秦仲义是实业家的代表。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大约是最高的。从一个有相当家产并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阔少，到被黑暗势力步步紧逼，终于彻底破产。他自己也从高傲自负走向自我否定，满腹辛酸地自嘲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对旧时代作了辛辣的控诉。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人按各自的人生哲学奋斗一生，最终殊途同 3．《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试结合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这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加以说明。
《茶馆》最大的特色是新颖而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戏剧结构。在“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下，三幕戏相对独立，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多达70多个人物的命运变迁，浓缩在“裕泰”这所普通的茶馆之中。作品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而只是聪明地截取了三个横断面，巧妙地采用“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表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这种“人像展览式”结构的特点在于：不以故事情节为结构线索，而以人物活动为结构要素，主要人物从中年到老年贯穿全剧；次要人物两代相承；龙套闲人根据剧情需要来去自由；每个角色自说其事，在时代大背景下事事相连。如此一来，主次分明，线索清晰，在大时代的纷乱背景上，凸显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性格命运，成功地表现了重大的主题。这种追求光明的个人愿望与黑暗势力的搏斗比之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老舍的精心组织下更是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引人入胜的魅力，表现了老舍勇于实验创新的难能可贵的巨大勇气，以及驾驭作品的出色能力。
《茶馆》的又一个突出成就是戏剧语言独具特色。一是总体风格精练传神；二是人物语言个性化、动作化；三是具有浓郁的京味；四是幽默含蓄。老舍追求的是“话到人到”，“开口就响”，“三言五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如第一幕刚开场的一段，二德子与常四爷发生冲突，王利发和松二爷劝架，马五爷喝止二德子，每人都只有一两句话，却传递出人物的基本性格，透露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王利发的谨小慎微，八面玲珑；常四爷的正义爱国，耿直刚烈；松二爷的热心乖巧；二德子的仗势欺人，欺软怕硬；马五爷的傲慢威风，都极为传神。《茶馆》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老舍的幽默讽刺艺术，以其不着痕迹的语言功力，把幽默和讽刺结合起来，无情地控诉和鞭挞腐朽的旧制度和民不聊生的不合理社会，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
《茶馆》沿袭了老舍创作善于刻画人物的特点，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以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最有代表性。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其性格特征又决定着他的命运走势。他既是诚信本分、恭顺谨慎的“顺民”，又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具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着善良正义的一面。他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了绝路。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对人的挤压和逼迫，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常四爷是底层旗人的代表，虽吃着“皇粮”，却被摈弃在统治阶层之外。他的特殊出身使他性情刚烈，出言无忌，他的爱国热情使他正义耿直，义愤激烈。“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的欺侮”。由于这种性格特点，他坐过牢，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清王朝灭亡后，70多岁的他只能以卖花生米为生。他的命运轨迹与王利发一样，也是直线下滑的。秦仲义是实业家的代表。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大约是最高的。从一个有相当家产并抱有实业救国理想的阔少，到被黑暗势力步步紧逼，终于彻底破产。他自己也从高傲自负走向自我否定，满腹辛酸地自嘲道：“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对旧时代作了辛辣的控诉。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人按各自的人生哲学奋斗一生，最终殊途同
4．说明“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并结合《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谈谈你对样板戏艺术价值的看法。P52-53，56-57
在1958年至1964年间，样板戏的前身“京剧现代戏”是当时戏曲改革的一个主要成果，也是当时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在1964年前后，江青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并将《沙家滨》（《芦荡火种》）、《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有良好基础的剧作培养成自己手中的“样板”，在“文革”中被捧上了天，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方向的标志，成了当时几乎惟一可以公开演出的剧目。1976年“文革”结束后，“样板戏”随着江青政治集团的垮台，受到人们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