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主要讲解章回小说的产生及其形式特点，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及其作者。
明代形成并渐至鼎盛的白话小说渊源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宋元话本中的短篇逐渐演化成拟话本，即供人们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话本中的长篇则演化为章回体长篇小说。由于故事性强、篇幅长的史传文学是现成的缘故，故率先为评话（同平话）艺人青睐，因此，长篇的讲史评话最先演化成章回体历史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章回，章节，回次。章节是文章的单元，表示文章的空间长度；回次是表示演说的时间频率，评话艺人说一次又称一回。一定量空间长度的文字在一个时间长度说完，这是“回次”的本义。一回说完的章节整理成了书面文字就成了长篇小说的回次。成型后的章回小说的每一回，即为小说情节链条中相对集中完整又能引起下文的情节片断。评话中的回目开初仅是不很规则的标题，而演进到章回小说中，则逐渐成为长度基本相等，结构相似的句子，进而又演化为整饬的联语对子。
“演义”的本义是指推演故事、详述道理；开初用作长篇小说的文体名称，具有教化百姓的意思，后来才成为长篇小说的一种专称。
事物发展一般当是由易至难的，据以推理，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形成应当在白话短篇小说的诞生以后，至少不会提前。
《三国志演义》的直接源头是宋元时期关于三国故事的评话，当时只是众多的讲史评话中的一种。显然，由于其首尾完整、故事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故首先被书商发现具有整理、刻印、卖于市民阅读的商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先整理三国评话成演义小说的人，要么本身即是书商，要么是受雇于书商的文人。
下面来讲三国演义的成书、版本及其作者
今存最早的刊本名称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刻于明嘉靖壬午年（1522）。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志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见书影）卷首有弘治甲寅年（1499）庸愚子（蒋大器）的《序》，以及嘉靖壬午年修髯子（张尚德）的《引》。该书24卷，240则；每则前为一句七言小目，这表明了章回小说的某种初始状态。以后的各种版本均出自此本。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出，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由单句调整为双句。在嘉靖至天启年间的刻本中，还有以“三国志传”为名刊行的，如《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对回目和正文进行了较大的整理修改，并作了详细的评点，使该书在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提高，此后成了最为流行的本子。毛氏父子在评点中有时径称该书为“三国演义”，这当是这一称谓的源头；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开始用“三国演义”作为书名。在民间，此书常简称为“三国”或“三国志”，－－自然，这与陈寿著的《三国志》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经历了正史撰述、民间流传、勾栏评话、戏曲演绎、文人整理、评者补葺等若干阶段。时间跨度极大，成书过程漫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公元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小说，又加推演而作之。”
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是《三国志演义》的滥觞。南朝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大量史料，且广采逸闻，使《三国志》的故事性大为增强。此后，三国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渲染。《大业拾遗记》中有一段记载说，隋炀帝曾与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置于水面的木雕造型）”，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刘备乘马渡檀溪”等。这说明了这些故事已经流传并定型。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了三国人物已经有了鲜明的个性。在宋朝的瓦肆勾栏里，“说三分”成了评话中的专门行当，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评话》已达8万多字。而在元曲中，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曲录》等书的记载，有关三国故事的元杂剧约有60种，剧目有《三战吕布》、《连环计》、《千里独行》、《博望烧屯》等，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更是元曲中的优秀剧目。以上诸环节呈现的丰富的三国故事素材，为罗贯中整理创作《三国志演义》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事迹的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有以下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
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矣，竟不知其所终。
而蒋大器的序则称其为“东原”（山东东平县）人。如贾仲明的记载属实，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元末明初。明人王圻《稗史汇编》载其“有志图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他是施耐庵的门人；清人顾苓《跋水浒图》说他曾“客霸府张士诚”。他还被说成是《水浒传》的整理编写者之一（另一即施耐庵），今传世的《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亦传为他所作。《录鬼簿续编》还著录他名下的三部杂剧，今存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而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馀》称其“编撰小说数十种”，这些都尚难确定。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三国志演义》的思想内容与题旨。
《三国志演义》素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之说，且以“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而享誉书坛，因此被认为历史演义的典范。我们所以称其为历史小说，是因为小说叙述的历史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大多于史有征；而且流年叙事亦用正史纪年。
《三国志演义》“陈述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叙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归晋九十七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先是描述了东汉末年权奸当道，朝纲混乱，导致民怨沸腾，爆发农民起义。继写各地英雄豪杰粉墨登场，逐鹿中原；渐至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股军事力量，进而形成三国鼎立。最后写三国间又联合、又斗争，随着三国开国英主的逝世，终归魏国后来崛起的司马氏。演绎了小说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轮回。
作为既是演绎正史，又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巷，渲染于瓦肆勾栏，最后成书于落魄文人的《三国志演义》，其表现旨意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正史的推演，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正统的儒家正史意识；另一方面，作为民间流传而蓄积的作品，又必然浸润了民间的百姓意识。这就体现了平民化的儒家意识；或者是儒家思想的平民化，艺术化。这样，体现在小说中的题旨，是老百姓对明君仁政的企盼，以及自我价值认定范畴内的建功立业理想和自我人格认定范畴内的忠、智、勇、义品格。
小说的题旨是通过对人物的刻划来表现的。小说所反映的老百姓对明君、仁政的企盼，主要是对蜀汉政权的肯定以及对刘备的颂扬，或者说是通过蜀汉政权与曹魏政权、刘备与曹操对比的褒贬来凸现的。
蜀汉君主刘备是仁君的典范。刘备在第一回登场的桃园结义誓言中即有“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既为刘备这一人物定下基调，也为小说的题旨定下基调。他为人的宗旨是“宁死不为负义之事”；为政的方针是“爱民如子”；在结义的兄弟之间是重诺重义；为臣时，忠君为国；为主时，任臣信将。即使是进位汉中王、续统称帝，亦“飨祚汉家”，以恢复汉室为己任。总之，是一个明君、忠臣、仁者。在“刘玄德携民渡江”一回，曹操率大军南下，兵临刘备所在的樊城。诸葛亮所定之计为速弃樊城，暂取襄阳。用兵之道，在于首先保存自己。而刘备却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百姓也都愿意随之。他见两县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乃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乃止。曹操既下樊城，复尾追刘备。众将又言：“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于是，刘备拥着百姓，一天只走十余里。在激烈冲突的战争状态下，此等言行是不可思议的。又如历史对东吴的彝陵之战，本为伐魏作准备，在小说中写成为践“桃园结义”中“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之诺；终身信任诸葛亮，每谓“如鱼得水”；长坂坡一役，张飞见赵云北走曹营而告刘备，刘备深信赵云“必不弃我”；刘备知赵云为救阿斗，乃“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甚至曹丕篡汉自立后，诸葛亮与群臣上表劝进，仍“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小说中描述的刘备，整整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远得民心”，近孚民望。在失败逃难时，“（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饭食”。处处是君爱民、民拥君的景象。总之，刘备是老百姓理想中的君主。这是饱受暴君残虐的老百姓所企盼的明君，在现实中不可能遇合的。于是，成了小说中老百姓的一种远距离的寄托。
小说中表达的对明君的企盼，还通过对暴君鞭笞的比照来显示。这个明君刘备的比照对象，即是“乱世奸雄”
曹操。刘备举兵入川时，曾对庞统说道：“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曹以暴，吾以仁；曹以谲，吾以忠。每以操相反，事乃可成。”小说中的曹刘，确如“水火相敌”、“每以相反”。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曹操的行事方略是“残忍”“谋诈”。第四回曹操刺杀董卓未遂，与陈宫仓猝外逃。相遇父亲的好友吕伯奢，吕去集市购买酒菜款待这位锄奸的壮士。曹、陈闻后堂有“缚而杀之，如何”的说话声及磨刀声，乃以为吕氏买酒菜为托词，实是外出告密，家中内应。乃“不分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方知误杀好人，乃急出庄上马而行。恰遇吕伯奢悬酒携菜而来。吕氏再行挽留，曹操仍走。“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追来，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曹操在小说中出场不久的形象定格。于是，他为报父仇，在徐州“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军中缺粮，先令粮官王垕用小斛发粮，然后又明言向王垕借头以息众怒；他为了追查许都纵火的耿纪余党，用讹诈手段斩杀三百余人；痛恨祢衡而假手黄祖杀之；忌恨杨修之才而寻机以扰乱军心而除之；为防不测，竟然赐死曾经为他出过大力的荀 ；为防范行刺而诈言好“梦中杀人”；为获民心，他割发代首，可谓处处诈术。曹操亦胸怀大志，欲治乱世。但他之所为，乃一己之私；他延揽人才，乃拥兵自重。他之不废汉自立，乃深知时机未到，“挟天子令诸侯”，成事容易多了。因此，当关羽说“降汉不降曹”，曹操即说“吾为汉相，汉即吾也”！他得意忘形之时，则曰“孤即国家”。总之，曹操与刘备成鲜明对比，蜀汉政权与曹魏政权成鲜明对比，而所隐含的旨意，是老百姓对战争、灾荒、暴政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太平盛世、仁政明君的渴望。
在谈到《三国志演义》中曹刘政权的对比时，不得不谈一下小说的“拥刘反曹”与孰为正统的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正统历史观在小说中的曲折的反映。陈寿是西晋人，故以西晋所承的魏国为正统；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以以蜀国为正统，盖东晋之偏安江左颇似刘蜀之偏安西蜀；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又以曹魏为正统，则因赵匡胤篡位后周类似曹魏篡汉；南宋朱熹再以蜀汉为正统，又是因为偏安江左近于蜀。这是正史的立场。作为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由故事、评话而成的小说，当不为左右。它应当循着艺术的规律，沿袭前人已成的褒贬而不断强化。北宋苏轼《东坡志林》所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为一证。
文学作品的人格价值取向，是表现作家（不仅仅是罗贯中，还有口传笔润的评书艺人，甚至听众读者）旨意的又一重要方面。《三国志演义》的人格价值取向，集中了对建功立业以及所赖的忠、智、义、勇的歌颂。在这方面，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做到了较好的统一。历史上的建安时期，天下大乱，群雄角逐，崇尚勇武智谋，崇尚建功立业。小说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群英雄，不管是王者风范，不管是霸者气概；不管是成功而成帝王，也不管失败而为寇贼；不管是崛起于阡陌行伍，也不管是出身于王公世胄，都是如此。因此，曹操、刘备、孙权，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马腾，甚至董卓、郭汜、李傕，都是小说中谋求霸业，觊觎帝位的“英雄”。忠、智、义、勇是赖以建功立业的凭借。因此，忠、智、义、勇成了《三国志演义》热烈赞颂的人格精神。
智慧与忠诚主要通过诸葛亮的主导性格演绎的。在他尚未出山的“隆中对策”时，预知三分天下；出山之后，“博望烧屯，白河用水”，智谋自是先声夺人。在赤壁之战中，正确确定联孙拒曹的方针；接着舌战群儒，说服孙权，智激周瑜，草船借箭，呈火攻计，借东南风，智算华容道，乘机借荆州，诸葛亮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展示。三国鼎立的态势既成，刘备逝世；诸葛亮为兴复汉室，先平定南方，七擒孟获，以解后顾之忧。接着是以攻为守，六出祁山。街亭失机中，能从容进止，空城退敌；木门道毙张郃，上方谷困司马懿；甚至病危五丈原，犹留锦囊，自处后事，指挥撤退；最后竟以木雕坐像“死诸葛吓退生仲达”！诸葛亮成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的象征，小说正是通过诸葛亮颂扬中华民族的智慧。小说还描写了徐庶、庞统，曹操、司马懿，周瑜、陆逊等智者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志演义》是智慧之书，是计谋之书。
诸葛亮的第二个性格特征是忠诚。诸葛亮在刘备生前忠于刘备，刘备死后则忠于刘禅。刘备白帝城临终，让诸葛亮自立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叩头流血，誓死尽力辅佐刘禅。诸葛亮的忠，除了不生二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忠于国家，勤于事业。他对刘禅之庸愚，敢于直谏（见《出师表》）；对于自己的失误，敢于自责（见“失街亭”后自去丞相位）；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是忠臣形象的最典型的概括。
小说对义、勇人格的的赞颂，主要通过对关羽等人物的塑造来完成的。首先是信诺之义：关羽土山被围，因受命保护刘备家眷，不得以死殉职，遂有与曹操的“约法三章”，－－首言归汉，次言保嫂，末言寻兄。可谓堂堂正正，义薄云天。曹操故意将关羽与刘备的甘糜二夫人共处一室，以乱其君臣兄弟之义；而关羽则秉烛达旦，守于户外；曹操封其汉寿亭侯，赠赤兔宝马，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及种种赏赠；关羽则将所得绫锦金银交与二嫂，所受美女十人服侍二嫂。关羽始终不为名利女色所惑，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知道刘备去处，则千里寻兄。其次是知恩图报之义：关羽报答曹操，为曹操解白马围，诛颜良，斩文丑。甚至后来在与曹操的对阵中，在华容道上“捉放曹”。义，在传统的儒家的精神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关羽将此看成高于一切。因此，后来才有关羽死于东吴，刘备张飞为他复仇的举动。
关羽形象的另一特色是勇，关羽的勇又不同于常人之勇，关羽之勇是神勇，极写其克敌之易。总是“手起刀落，斩于马下”。温酒斩华雄，飞马砍颜、文；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捉庞德；水淹七军，威震天下；鲁肃讨荆州，单刀赴会；樊城中毒箭，刮骨疗伤。关羽在民间越来越神化，最终被抬到与孔子并列，成为武圣人。这一方面是小说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生活交往中渴求遇于义，护于勇的心理。《三国志演义》描写了一大群勇武的形象，蜀汉的关张赵马黄，曹魏的许褚、张辽、徐晃、夏侯兄弟等，东吴的黄盖、韩当、周泰、徐盛、丁奉，乃至吕布、华雄，这显然体现了作者以及百姓对勇武的崇尚。
《三国志演义》赞颂忠智义勇，与对明君仁政的企盼、建功立业的理想互为表里的。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叙事艺术虽是筚路蓝缕而并未显示出初始与粗糙之处，诸多方面足供借鉴，有些方面则具有典范意义。
《三国志演义》的叙事脉络基本遵循治－－乱－－治，合－－分－－合的线索结构全书的，这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儒家的历史观念。小说以汉末大动乱的标志黄巾起义为引线，以三国归晋为结局，中间则以魏、蜀、吴的辫状纽结为中轴，详叙魏、蜀、吴之间的争斗与兴衰；三国之间则以魏、蜀两大阵营为主线，这一主线又以蜀汉一方为中心，辐射连接，编纽推进。这是叙史的需要。在此过程之中，又始终由人物笼罩：人物命运、人际关系、人物性格，人物与国家政权命运的关系，交代清楚。使读者处处觉得，史中有人，人连史事。叙写人物时，分清主次，蜀汉以诸葛亮为中心，曹魏以曹操为主角。于是，使得小说叙事，主干突出，脉络清晰。
一、虚实结合，据史演义。《三国志演义》虽叙述历史，但更是小说。它的成功之处是据于史而不泥于史。章学成说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是符合实际的。小说的主要人物及其结局，重大历史事件的结果均以史实为依据，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容篡改。所谓“虚实结合”，在处理史实与人物的关系时，可以移花接木：如史实之“怒鞭督邮”，史实本为刘备，小说易为张飞，这对于塑造两人的性格，可谓各得其宜；又如史实之斩华雄者为孙坚，小说易为关羽。至于细枝末节，不妨添枝生叶，乃至无中生有。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筑坛祭风”，“空城退敌”；张飞长坂桥吓死夏侯杰，关羽华容道放走曹孟德等。这些却正是小说必要的手段，是提升主题、丰满人物必不可少的方法，是小说所以区别于历史之所在。
二、辫状编结，突出主干。汉末动乱至西晋统一天下的百年历史中，是以三国的建立与互相争斗的叙述为重心的。三个国家，三条线索，两两发生关系，如发辫之三股，在编结过程中，或两联斗一，或两斗一观，又有主线存在。小说没有平均使用力量。根据渴望明君仁政，赞颂忠智勇义的主题的需要，则以蜀汉为主体。小说遂以蜀汉的开国英主刘备与二兄弟的“桃园结义”为开场；以代表忠智的人物诸葛亮为全书的中心人物，以代表勇义的人物关羽为重要人物结构全书。又根据比照凸现主题的需要，三股“发辫”中，又以曹魏次之，孙吴又次之。
三、战争谋略，各尽其宜。《三国志演义》是一部全景式描写战争的军事文学，又是描写攻战谋略的智慧全书。叙写战争之胜负，必写战争双方运筹于帷幄的谋略；叙写谋略之成败，必写攻战的实践。小说描写战争的时间之久、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形式之变，在古今文学中极为罕见。而每战之双方，必运筹在先。仅赤壁一役，就用了反激
计、离间计、苦肉计、诈降计、骄兵计、连环计、火攻计、埋伏计等等。所以，三国间的争斗，又是人的争斗，智的争斗。因此，这部小说描写了战争的宏伟，膂力的勇武，也赞颂了人的智慧。从而展示美，张扬美。
四、人物众多，个性鲜明。《三国志演义》塑造了数百名有名有姓的人物，许多人物有着鲜明的个性，如料事如神的孔明、义重神勇的关羽、奸雄兼能臣的曹操、懦弱而昏庸的刘禅、胆大心细的赵云、纯厚笃实的鲁肃、机敏量仄的周瑜，老奸巨滑的司马懿等等，即便是过场的司马徽、蒋干、杨修、刘琮等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的这些小说人物便成了历史人物、现实生活中的“这一类”。
小说塑造人物的经验也是值得注意的，“出场定格”的性格恒定是《三国志演义》人物塑造的特色，这果然有益于性格的鲜明，但却有缺少发展乃至平板之失，这应该与评话的长年累积有一定的关系，这可以看作塑造人物的古典方法。有时还因过分强化、夸张而失真。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是极为深刻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小说已经注意把历史人物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使人物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真切感。如官渡之战中的曹操与袁绍，赤壁之战中的周瑜与诸葛亮，彝陵之战中的陆逊与刘备，六出祁山中的诸葛亮与司马懿等等。小说还既注意到了塑造主导性格恒定的一面，又注意到了用生活细节刻划非主导性格的另一面，如刘备在“煮酒论英雄”中的惊雷失箸，诸葛亮在“三顾茅庐”的雪中高卧，曹操在“赤壁大战”的横槊赋诗，刘禅在洛阳俘虏营里的“乐不思蜀”，这就使人物性格不全是平板而有了层次性、丰满性。此外，小说注意比照中的对比、烘托、映衬，使得人物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西蜀五虎将，关羽为神勇，张飞为猛勇，赵云为智勇，马超为骁勇，黄忠为壮勇。东吴的三代谋士，周瑜、吕蒙、陆逊亦是同中有异；号称一龙一凤的诸葛亮与庞统则似中有别。小说还使用了顺叙与倒叙，补叙与插叙，正写与侧写，实写与虚写等多种艺术手法，使得小说详略得当，摇曳生姿。
五、“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序》）”。《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颇有特色，为浅近文言文体，它雅致、洗炼，与历史氛围极为合拍。与后来的长篇小说相比，可谓独树一帜。
下面来讲《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三国志演义》在长篇小说中虽为开山之作，却具有典范意义，因此各方面均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 首先是历史演义的勃兴。《三国志演义》刊行后，历史演义就成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一种固定的题材类型。嘉靖以后，此类小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写到当代，将一部二十四史，演了个遍。今存的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有一百余部。其中类型十分复杂，有的是一朝史由几个人写，又大多是承接前人而加以改编；有的只是将正史稍加敷衍，缺少虚实结合的艺术创造；也有的脱离正史演义的轨道，史仅是名目，叙写的传说故事，乃至荒诞的神话。无论从史实与虚构的正确把握，还是艺术风格，再也没有达到像《三国志演义》这样的成就了。著名的有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冯梦龙又将其增补为《新列国志》；稍后则有托名罗贯中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熊大木编集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甄伟编撰的《西汉通俗演义》，杨尔曾编的《东西两晋演义》，无名氏撰的《英烈传》等；清代乾隆年间又有杜纲撰写的《北史演义》、《南史演义》等。与历史演义几乎同时产生的英雄传奇小说及稍后的神话小说也深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或者说是一种演变。由《隋唐两朝志传》及《唐书志通俗演义》等脱胎的，冠于隋唐两朝史名的《隋唐演义》，其实也只是英雄传奇；署名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完全是借史封神，所借商周之争，只是躯壳，纯是一部神话小说。但《三国》的影响还是可以见到的。
其次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蒋大器《序》中说：“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歌谣里巷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其雅俗共赏，易观易入。关羽之为武圣人，曹操之为白脸奸相，诸葛亮之为中华民族智者的代称，不能不说是《三国志演义》所起的作用。满清统治者入关之前“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王嵩如《掌故零拾》）”，明清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直至民间有“老不看三国”之训诫。而如今，犹有人从中发掘领导科学、人才战略、商战技巧，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早在明隆庆年间，《三国志演义》已经流传至朝鲜；明崇祯年间，一种明刊本的《三国志传》入藏英国牛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