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需时日，而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一系列优惠政策已经或即将到期。建议中央适当延长支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各项优惠政策期限，在对基础设施等各类重建项目的灾害损失作出评估的基础上，比照汶川地震重建基金安排，增加四川中央重建包干基金总量。
舟曲的天灾与“人祸”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4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976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宋常青连振祥
截至8月18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1287人死亡，457人失踪。国土资源部的专家表示，一场泥石流灾害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新中国成立以来非常少见。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泥石流发生？为什么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舟曲灾难对泥石流减灾、预防工作提出了怎样的警示？8月8日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现场对上述问题展开调查。
天灾被确定为主因
“到处都是滑坡体，到处都有泥石流。”舟曲县国土资源局局长杨俊学这样评价舟曲的地质环境。无处选择的舟曲人只能在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处安家落户。
舟曲是我国滑坡、泥石流、地震三大地质灾害多发区。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舟曲县滑坡地带发展到43处，泥石流隐患地带发展到86处。全县滑坡及泥石流地带又集中分布于白龙江河谷，尤以舟曲县城上游河谷为全县滑坡及泥石流危害最严重地区。
8月8日舟曲的特大山洪泥石流，从位于县城北部的三眼峪沟、罗家峪沟、硝水沟和寨子沟同时暴发，泥石流以每秒10米的速度倾泻而下，县城月圆村、椿场村两个村基本全部被毁，三眼村、罗家峪村部分被毁，最后涌入白龙江，形成堰塞湖，初步目测估算泥石流冲出量为180万方。
截至目前，尽管堰塞湖堰塞体已经消除，但因为泥石流形成的淤积体体积过大，使白龙江1.2公里的河床抬升10米，导致县城l／3依然被淹。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土资源部组织的23个排查小组的排查表明，舟曲县城及周边共排查出重点地质灾害隐患18处，其中崩塌2处、滑坡7处、泥石流沟9条，威胁3万余人，而县城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万。
本刊记者了解到，滑坡和泥石流导致白龙江被堵，已经不是第一次，单是这次泥石流灾害的“主凶”三眼峪，在1823年至2000年的170多年间，就暴发了11次较大规模的泥石流。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92年6月4日，当时造成87人死伤，并冲毁农田87公顷。而1981年至2004年间，直接危害县城安全的泥石流就有8起。然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泥石流均未造成像这一次泥石流如此惨重的损失。
在9日下午召开的国土资源系统舟曲抢险救灾紧急会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舟曲泥石流灾害主要有5方面原因，主因是天灾。
12日，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张国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这几天现场调查评估，国土资源部和省内的有关专家会商分析，成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地质地貌。舟曲原本就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地区，该地区山高沟深，沟床比降大，岩体风化严重，这样的地质地貌非常容易松散破碎，极易形成地质灾害。
二是“5. 12”地震。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舟曲属重灾区，地震导致该地区山体松动、岩石破碎，岩体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刊记者在三眼峪沟口看到，重达数百吨的十余个巨石被泥石流冲到了峪口，一些巨石被冲进了村庄。
三是干旱。今年上半年，甘肃南部的舟曲亦发生干旱。干旱使山体干缩，加大了岩石之间、山体之间的缝隙，使原本已经十分松散的岩体、山体更加松散。
四是瞬时暴雨和持续的强降雨，对原本松散易垮的山体、岩体形成浸泡和巨大冲击，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直接诱因。
“人祸”放大天灾 部分专家认为，造成此次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还存在着城镇化发展不尊重自然规律，规划严重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预报预警机制不到位，防洪标准滞后等因素。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城镇化无序发展，导致舟曲县城村庄越来越大，沟渠越来越窄，水路越来越小，房子越来越贵，空地越来越少。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县城，固定人口有4万，加上流动人口，有近5万人。舟曲县城只能用“寸土寸金”来形容，城区扩张与狭窄地貌之间的冲突严重。
许多居民反映，舟曲县城近年来不断拓展，由于城中已经没有空地，建筑开始向山上走，向沟里走，向水里走。“楼房越来越多，但是隐患也越来越大。”北关村村民惠云燕说。
北关村是一个典型的依山而建的村庄，有117户村民，人口468人。“这一带是多年前的一个滑坡带。”一位村民说。本刊记者看到，村民的房子顺山坡而上，一直延伸到北面的三眼峪沟口。“在这次泥石流灾害中，北关村常住户死亡46人，主要是靠近沟边建房的人家。”惠云燕说。
“以前，排洪沟两边的距离最宽的将近10米，这几年，房子建得越来越多，把水沟挤占得越来越窄。”北关村村民沈六合说，“有的地方，沟还不到2米宽，人都能跳过去。”
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三眼峪沟两边的建筑越来越多，县上单位在沟边建办公楼、住宅楼，开发商建商品房，村民不断建新房，外来人口也在这里建房，沟两边是这几年县城建房最多的地方。
舟曲县的初步统计显示，这次泥石流使4496户人家受灾，水毁机关办公楼21栋。“由于没有规划，建房时都尽量向沟边靠拢，使河道越来越窄，泥石流的出口越来越小。”惠云燕说。
县城的另一个排洪沟——寨子沟是一条十米左右宽的沟渠。“这条沟上面的泄洪范围比三眼峪还要大，作用比三眼峪沟还重要。”白龙江林管局舟曲林业局副局长胡德来说。
但本刊记者看到，在沟内已经建起了一些住房，其中靠近舟曲三中校门的堤坝上盖了一栋七层的住宅楼。胡德来感叹，“真是要房不要命。”
沟边如此，江边也存在类似情况。本刊记者了解到，目前，白龙江堰塞湖淹没的楼房有80余栋。“除了水位上涨的因素外，建筑离江边越来越近也是主要因素。”居民李生说，他买的是江边的商品房，被水淹没了。
一些居民反映，临江建筑越来越多，夹击了白龙江的河道，每逢白龙江发大水，都会淹没一些房屋。
密集的建筑，使处于地质灾害隐患密集区的舟曲县城，缺失了应有的避险空间。本刊记者沿着白龙江两岸看到，县城的建筑普遍是贴面楼、握手楼、半边楼、悬空楼。
在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东街村和北关村，本刊记者看到，村里的小路只有1米多宽，仅能通过一辆摩托车，所有的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旦发生意外，居民根本没有逃生的通道。
“把绿山变成了荒山”
一些上了年纪的当地人笃定地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导致此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根本原因。
“我年轻的时候，那里面都是一人抱不住的树。”沈六合指着三眼峪沟说，“那时山上堆积了一米多厚的树叶，洪水根本就流不下来。13年前我去看时，山上光秃秃的了，下了一
场大雨，就发洪水了。把树砍完了，能不发洪水吗？”
“从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这里的森林资源受到掠夺性破坏。”胡德来说，“那时炼钢烧的是树木。”
一项统计显示，从1952年到1990年，舟曲林业局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舟曲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平方米的速度减少，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
另外，当地地少人多，生计所迫，开荒种地、伐木为田的行为时常发生，致使森林面积萎缩，失去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严重。“短短几十年的工夫就把绿山变成了荒山。”沈六合说。
“大自然现在终于报复了，”舟曲县水保局的一位干部说，“最根本的问题还是50年的森林砍伐造成了今天的恶果。”
一些专家指出，预报预警机制尚不健全、泥石流防护设施标准落后等问题同样需要重点关注。
甘肃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主任黎志恒等专家表示，8月7日强降雨并未出现在舟曲县城，而是发生在距县城约11公里处。由于舟曲及周边地区缺乏监测观察点，相关气象资料缺乏，使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只是陇南地区的整体降雨情况，对舟曲县城及其周边的降雨情况无法精确估计，直接影响到相关预警。
甘肃舟曲曾多次发生不同程度的泥石流灾害。国家也曾专门立项对这一地带的地质灾害防治给予支持，并在山上建立了多道拦挡坝。这些拦挡坝是按照这里历史上泥石流危害的严重程度设计的。而这次舟曲泥石流灾害破坏力远超过以往，致使4道坝的坝体被冲毁，l道坝被严重损坏。
进入集中支付环境成本的时期
目前，中国还有大量城镇类似于舟曲，处于高山河谷中的地质灾害多发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它们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环境矛盾加剧。
有关专家表示，当前必须充分认识到一些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集中支付环境成本的时期，对此要高度重视，科学预防。
首先要科学规划城镇化布局和发展。特别是在泥石流高发地区，城镇化的布局、城市的规划必须服从于防灾的需要，不能因为财政困难等因素，降低规划要求和执行力。特别是在泥石流堆积区，应限制集镇以及人口容量，避免再将建筑物修建在行洪通道内，保持行洪区的排导能力。
其次是健全预报预警机制。可考虑建立泥石流的灾害预警新机制，根据灾害预报主要来源于气象预警资料的情况，探索按照降雨量的预警级别制定出相应的预警产品。
再有是改进泥石流防护设施标准。在当前极端天气多发的情况下，需要有关部门对泥石流防护设施标准进行重新认定，确保相关设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专家还建议以舟曲泥石流为鉴，在地质灾害多发区科学排查隐患。对国内的泥石流灾害高发地区，进行更为全面、细致和科学的普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点可能危害的区域，尽早预警，早日采取措施进行预防，避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但根本的措施还是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城市发展与环境相适应。”一位专家表示，只有降低城市发展对环境的刚性需求，才能以最低的代价从根本上解决泥石流危害城市的问题。
吉林报刊改制瓶颈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4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883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郎秋红
吉林省2009年高调推进的经营性报纸期刊转企改制试点，目前遭遇瓶颈，停滞不前。 “到工商局注册人家不给办”，吉林《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主编邵天骄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它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说它是个人企业，国家又不允许私人办刊，结果就卡在这儿了。”
与《演讲与口才》一样，“卡”在产权问题上的吉林籍中国知名报刊，还包括《意林》《杂文选刊》等。
而自2003年中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新闻和报刊的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2009年首家中央级新闻报纸《中华新闻报》的倒闭，更显示出改革的紧迫。
此种形势下，吉林能否突破经营性报刊“非驴非马”的属性，完成转企改制，值得关注。 “挂靠”探源
《演讲与口才》由演讲理论家、吉林师范学院演讲学教授邵守义在1983年创办。邵守义去世后，邵天骄子承父业。
据邵天骄回忆，该刊是邵守义冒倾家荡产之险、借款5000元创办而成。“当时我父亲的月工资只有90多元，5000元意味着我们全家五口不吃不喝5年才能还上。那时候家里两个半大小子，正是能吃能喝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每月都要向别人借5元钱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由于中国不允许私人办刊，杂志挂靠在吉林师范学院。邵天骄说，邵守义当时与吉林师范学院签订合同，约定挣钱学校不要，赔钱个人还，学校只提供手续。
检视中国报刊发展历程，地方有关部门曾鼓励个人参与办刊，甚至有的报刊主要创办者就是个人，但因政策限制，都加挂了一顶主管主办单位的“红帽子”，与经济领域的“挂靠”现象颇为类似。
目前吉林在全国发行量较大、较有影响的几家报刊均有“挂靠”历史：《英语辅导报》为通化师范学院教师包天仁自筹资金创办，原挂靠在通化师范学院；《杂文选刊》依靠刘成信招收杂文函授学员、收取每人30元学费办成，挂靠在吉林省杂文学会。
“如果说这些报刊已经破产了，现在就不存在矛盾了；问题是一些报刊有了相当的资本积累，现在要转企改制，矛盾就暴露出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据介绍，1987年，《演讲与口才》发行量已达100万份，目前资产数千万元；《英语辅导报》期发行量1300多万份，拥有2000多万固定读者，2007年末，报社总资产业已过亿元；而《杂文选刊》的资产目前也有七八百万元。
那么，转企改制中当如何保护为期刊付出巨大精力的个人的利益？如何确认他们的资产？关卡重重
“去年刚启动转企改制试点时大家一起研究过，《杂文选刊》国家没投一分钱，资产怎么算？出版局里有的同志主张，我当初拿多少钱还给我多少钱，还有人提出以奖励的办法给我部分资产，甚至有人提出国有资产占51%，个人占49%，但是后来都没有了下文”，《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说，“这么敏感的问题，中央不说话，地方谁敢说话？”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报刊转企改制中，目前来自中央的精神和政策不多，地方可以遵循的东西太少。“现在急需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意见。比如确定产权的方法、原则，个人的劳动承不承认？承认多少？”一位出版管理部门的人士告诉本刊：“哪怕剥夺其产权，也是一种意见。”
此前国内类似资产确权的经典案例显示，法院最终判定，最初个人投入所积累的资本属国有资产，个人投入被视为一种借贷关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判定并不合理。他们向本刊解释说，从法律形式看，这样的投入不具备借贷的属性，借贷要有合同，要规定还款日期、时限、利息，而从吉林几家报刊社来看，几乎没有这样的事先约定；另从出资人的意愿看，当初的个人投入，肯定不是为了借给主管单位钱，所谓借贷关系也不符合投入人当时的真实意愿；况且，很多报刊发展不仅有
赖个人资本的投入，还有大量的个人智力劳动，纯粹认定为国有资产不真实。
刘成信表示，改革的目的一是解放出版生产力，二是发挥杂志社领导和职工的创造性，如果个人的劳动得不到保护，产权得不到保证，如何激发人的积极性？
亦有业内人士指出，若资产全部确认为个人也不合理，因为主管主办单位提供的刊号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产，遑论报刊社其他职工的劳动。
产权之外，尚有多项关键问题没有破题，比如，传媒的公共属性与产业属性如何界定，以大学出版社为例，究竟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如果是公益性，财政要不要投入？如果是经营性，推向市场能不能活？
又如采编和经营两分开，经营层面上可以分开，管理层面上能否真正分开？
再如产权多元化和国有控股，改制的目的是产权多元化，但国有股要占51%，如何激励其他投资人积极性？
上市壁垒
前述难题迟迟没有破解，致使吉林一些经营性报刊、传媒集团的上市之路更为曲折。 《英语辅导报》作为吉林省重点支持的、准备优先上市的文化企业，吉林省财政厅和教育厅2008年授权通化市人民政府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
通化市人民政府深谙资本市场运作规律，曾指导当地多家企业上市。接到授权后，通化市政府按照国企改革的程序，聘请了专业机构，对《英语辅导报》进行资产核算，处理其债权债务。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表示：“改制后国有资产退出，人员身份也进行了转换，基本具备了上市条件。”
然而，改制方案最终未能获得行业管理部门批准。理由有二：其一，国家不允许个人办刊，刊号问题无法解决；其二，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要求，《英语辅导报》要上市，国有股必须要占51%。
吉林省另一家酝酿上市的企业——卓信医学传媒集团也面临同样问题。这是一家以医学信息服务为主的传媒集团，下设一报两刊，即《医师报》《中国社区医师》杂志和《中国医院院长》杂志。据了解，在卓信集团原来的改制方案中，天士力集团是最大股东。由于天士力是民营企业，改制方案没有通过，目前正寻找国有投资主体。
“经过多年改革，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已经很少了?主管主办单位是国企的要求很难实现。”吉林出版界一位业内人士说。
此种局面令《英语辅导报》的创办者包天仁颇为无奈：“我们是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批报业改革试点单位，1998年就参加了全国报业集团化改革会议。当年一起开会的许多报社都已改组上市或组建报业集团，只有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观望等待。”
“主流阵地”
一位长期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人士告诉本刊：“文化体制改革涉及意识形态，一定要慎重。一旦改革失误，失去主流阵地，再往回收就难了。”
事实上，从产业领域看，目前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
分析人士称，在影视制作、放映、演出、娱乐、发行、会展、艺术品经营等领域，由于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国家已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甚至在某些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对国有文化单位通过参股、控股进行重组改造。而在传媒领域仍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介入，在宣传和经营两分开的原则下，仅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广告、发行等领域。
另据了解，在不断摸索中前行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曾在中共十六大后出现飞跃。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这两大类别，对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起到了分类指导的重要作用。但从具体实施和操作的角度看，究竟哪些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哪些属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其边界还不十分清晰。报刊出版单位的分类则更为敏感、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