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要求深圳“争当科学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自主创新领先区、现代产业集聚区、粤港澳合作先导区、法治建设模范区，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
《方案》同时提出，对国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对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未来发展方向需要探索的制度设计、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和对全国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的体制创新、对国家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重要事项等四个方面，深圳市“先行先试”。
张贺福分析，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继续充分发挥“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作用，“这些目标、要求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特有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经中央批准，自2010年7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将宝安、龙岗两区纳入特区范围。张贺福分析，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进一步提高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和科学发展能力，扎实推进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尽快解决特区内外发展不平衡、特区发展空间局限和“一市两法”等问题作出的重要决策。
这一重要决策，必将对深圳在新的发展阶段走集约化、内涵式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全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等，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未来三十年的深圳使命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4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036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实习生孙玍
1983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任职的郑新立，第一次来到深圳，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县城。25年后的2008年，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再次带队考察深圳，“小树已经参天”。这次，他把考察报告定名为“横空出世看深圳”。在他看来，只有这个题目，才能概括深圳特区成立30年的变化，及其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作为中央智囊团的关键人物之一，多年来，郑新立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多次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认为，在今后的30年里，中国的改革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会比前30年少。在新的时期，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已“不差钱”，政策层面应允许深圳继续扮演“先行先试”的角色，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允许深圳出错。”
求解“中等收入陷阱” 《瞭望》：今年1月，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时，提出了三道题：特区过去30年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做什么，怎么样实现加快发展？今后30年还能干些什么，怎么样再创特区新辉煌？你怎么看这三个问题？
郑新立；应该说，关于前30年深圳的发展，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关键是，今后30年深圳怎样继续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充当“领跑者”的作用？
今后的30年，面对新形势，新的问题还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探索发展道路。一代人，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今后20～30年，你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深圳的开拓者们几代人所没有面临的新问题，这需要你们继续用改革开放精神去解决。
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带领中国冲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这是全国，也是深圳今后20～
30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总的来讲叫中等收入。现在，就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陷阱，也有东南亚国家陷阱。
这样的问题，中国未来20～30年就将遇到，直接关系着中国的人均GDP能否冲到10000美元以上。今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将来，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我们要争取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一股作气地冲破人均GDP10000美元。如果能冲过去，一人10000美元，总量就是13万亿了，和美国就差不多了。
《瞭望》：为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采取什么发展模式？
郑新立：现在看来，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四小虎”，能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问题就是，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依托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国际竞争力，能够支撑本国货币的升值、支撑就业的扩大、支撑出口的持续增长。
如果仍靠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靠加工贸易，仍靠出口资源，那么注定不可能冲出10000美元关口。
《瞭望》：未来深圳会是什么样子？有哪些新的任务？
郑新立：珠江口东岸，现在形成了同一个城市群：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这个狭长地带，南北仅200公里，东西仅50公里，但是，却聚集了5000万人，GDP总量5000万美元。这里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块地方。
根据广东省的安排，我们调研组正在做关于扩大粤港澳经济合作、形成粤港澳一体化经济体系的研究。现在，从香港到广州要建城铁，这意味着，珠江口东岸的五个城市将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经济上一体化。而且，五个城市之间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整体的竞争优势。
我算了一下，到2030年，珠江口东岸五城市GDP总量可以在2万亿美元以上。这相当于甚至超过现在的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的规模。而在这五个城市之中，从增长速度上讲，深圳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发展是最好的。要不了几年，深圳在这五个城市里将起到核心作用。
到时候，深圳将承担着很独特的任务。因为它紧靠着香港，又连接着东莞、广州和佛山。实际上是通过深圳和香港的经济融合，实现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优化配置，把香港在信息、管理、贸易、法律等方面的软件的优势和深圳的实体经济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有利于把香港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化。
近期，深圳通过填海的方式，在蛇口造了一个有十几平方公里面积的前海区，紧靠香港。深圳市想把前海区打造为深港经济融合的实验区，要在那块空地上做文章。依靠那十几平方公里，打造世界第三经济增长极。
《瞭望》：如何发挥深圳领跑者作用？
郑新立：带领中国经济冲出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是深圳在未来要担负的最大作用。深圳要发挥领跑者的作用，要成为中国的硅谷，要成为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孵化基地。
下一步，深圳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进一步转移，腾出空间来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深圳现在已有了四个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其中，比亚迪去年还被评为全世界科技型企业的第一名。以后，深圳要继续培养出一批类似企业出来，要形成一种机制。并把这种机制移植到全国其他地方，要摸索出一套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制度来。应对发达国家挑战
《瞭望》：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新30年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郑新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长，发展面临的阻力也更大。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今后在海外贸易、投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如何
排除贸易争端和壁垒等方面，都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所没有的。此时，如果“一着不慎”，就可能会“满盘皆输”。
《瞭望））：对此，中国应怎样应对？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又该如何把握住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郑新立：外贸顺差就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面对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提高工资，增加消费。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总储蓄，缩小外贸顺差，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即通过扩大消费来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希望深圳能够就此进行探索。比如，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可以每年提5%，给企业一定的消化工资成本上升的空间。同时，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开发新产品，实现产业升级。
而且，凡有条件的中国企业，都应搞国际化经营，特别是要开拓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同新兴经济体搞贸易，改变出口过度依赖美欧日的状况。
另外，要通过海外并购，特别是并购有一定技术资源的企业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海外并购更多的国内短缺的资源，像石油、天然气、铁矿、铝矿、铜矿等，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与此同时，要培养一批类似波音、IBM、微软、英特尔之类的“百年老店”。这些都需要深圳有所探索。一旦这些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我们就不怕少数发达国家“使绊子”，不怕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开拓多样化的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的压力 《瞭望》：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对此，深圳是否也应探索答案？
郑新立：中国确实存在你所说的这些现象。最近，深圳市委交给我一个课题，我现在正在组织各方力量研究，内容就是深圳市如何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此方面，深圳应走在全国的前面。
当前，全国的改革开放下一步的重点，实际上已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到了社会体制改革。深圳要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打造“和谐之都”。
《瞭望》：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打造和谐之都？ 郑新立：最突出的就是，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
比如富士康，在深圳有43万员工，一个企业既要管生产经营，又要管理43万年轻人的生活，很难不出问题。城市管理应通过社区的完善来加强。比如，通过建立社区的服务体系，使年轻人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休闲娱乐的场所，有诉求表达的场所和精神生活的寄托。
从收入分配来看，要思考如何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举例来说，华为新来的大学生每月可拿到500C多元，员工持股占50%，这种内部分配制度就比较和谐。
但是，富士康的打工仔一个月才1000多元，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却是他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管理层和员工缺乏交流，没有认同感。从而导致员工心理出现问题，自杀事件频发。前不久富士康公司接受教训，率先给农民工涨工资，这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但还要进一步分析深层原因，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深圳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与经济发展同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套完善韵体制。这里面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社区管理等。继续“先行先试”
《瞭望》：总体来看，在今后30年里，深圳这块“试验田”，要试验什么？
郑新立：要打造四个“都”：第一，深圳要继续成为创新之都。前30年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建立了一大批的内资高技术企业。今后，还要围绕
着怎样优化自主创新环境下功夫。深圳要借助创业板加快风险投资，鼓励创业等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完善，在全国带个头。
第二，要成为服务之都。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发展服务业，改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有人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搞集约发展会减少就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事实上，中央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发展服务业就是要扩大就业。美国80%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伦敦人口1200多万，有4/5的人从事服务业，纽约、东京也类似，因为服务业比重很大，这些城市充满活力。而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仅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3%。
深圳应把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科技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物流服务、法律服务，等等，为全国作出表率。
第三，深圳要成为和谐之都，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社会和谐。
第四，要成为开放之都。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同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十七大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今后30年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情况。
深圳要在全国的对外开放中探索新的经验。比如，如何让企业走出去，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勘探权、开发权，如何到国外开展加工贸易等。深圳要在探索中，提供好的经验，通过帮助企业走出去，形成更多的跨国经营的业务，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另一方面，深圳应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性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才。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和服务业滞后上。美国吸引着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所以在科技上处于领先水平。深圳应借鉴这一做法，吸引更多的人才。
《瞭望》：未来，国家还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对深圳进行政策倾斜吗？深圳还需要什么政策？
郑新立：事实上，随着开放政策的逐步扩大，早年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已成为普惠政策。2009年，深圳GDP总量已达8000多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2765亿元。深圳并不缺钱，也充满活力。此时，深圳只要有一个政策就行了，那就是，继续允许深圳“先行先试”，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比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允许深圳往前走，甚至允许出错。错了没关系，错了以后可以再纠正。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现在深圳房价长期处于高位，直接影响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损害了深圳的竞争力。现在深圳正在考虑构建适合其特点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有钱的人要买好房子，不能限制；另一方面，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住有其居”的目标，保证所有人能够有一套跟自己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这些问题，都将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所要面对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所要面对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深圳的事，更是全国的事。
“叫板”新加坡的三个W
《瞭望新闻周刊》 2010034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320字
文／吕元礼
“你的数据将来都不要同国内比，要同新加坡、韩国比，深圳、广州要成为中国可以与世界竞争的城市。”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广州和深圳的分组讨论上，数次提到广州、深圳要有敢于和世界一流水平叫板的勇气，
“就是要同全世界比，这就是深圳将来的任务。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一时间，跟新加坡叫板，成为广州、深圳的热门话题。2010年6月，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代市长王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深圳要实现本市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这与两年多前汪洋书记提出的跟新加坡叫板的说法形成了遥相呼应。
但深圳要跟新加坡叫板，必须弄清楚三个“W”：Why、What和How。Why，为何叫板？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曾对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上一回我是途经新加坡，到法国的马塞尔去留学，当时这里非常落后，现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回答说，谢谢你，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容易管理。邓小平颇有感触地说，是啊，假如自己要管理的，只有上海这么一块地方多好啊！李光耀对邓小平的这番感叹不以为然。他用带有几分“激将”的口气说道：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
由于李光耀是某种意义上的“基因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即相信人类的智力很大程度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相信族群的命运很大程度是受文化传统所左右；也由于他对中国人力资源具有良好评价、对中华文化传统具有亲切了解，所以，他对邓小平的这番“激将”就不是简单的即兴之言，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定见确论。
对李光耀来说，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需要看到中国大陆崛起的现实，而是只要看到中国的辉煌历史和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的发展事实：既然中国的先人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文明，作为他们后裔的当代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既然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能够做到，同是华人的中国大陆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在李光耀看来，中国大陆的崛起，只是时间的迟早，只待体制的转换。
听了李光耀的“激将”言论，邓小平沉默不语，未作辩解，有关话题也就因此而轻轻带过。、但是，李光耀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没有忘记自己的“挑战”，他在1992南方考察时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2008年8月，汪洋书记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也澄清，“叫板新加坡”其实不是他的发明。他说：“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讲的，要求广东要超过新加坡。现在实际上经济总量是超过了，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你们人均（产值）3万多美元，我们4000多美元。邓小平当年也要求，不止在物质上有这个任务（超过新加坡），精神上也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在精神上与新加坡也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在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所以我提出?叫板新加坡?，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先生遗愿的一个继承性的说法。”
What，叫板什么？
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图案是闪电、白底和蓝圆。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可以这样说，活力、廉洁、和谐，正是新加坡的最大亮点，也是深圳需要赶超，或者说需要跟它叫板的三个重要方面。
就活力而言，新加坡政府总能通过吸纳英才、服务民众以实现良好政府，通过实事求是、“与时并进”制定出“行得通”的方针政策，从而使新加坡经济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第三世界”跃居“第一世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_般来说，移民社群最具活力。同为移民城市的深圳，能不能在为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城市活力叫好的同时，跟新加坡叫板？
就廉洁而言，新加坡的绝大多数民众都认可自己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也历来被国际上权威的独立机构评定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儒家文化注重廉耻，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深圳，能不能在为新加坡的政治清明、政府廉洁叫好的同时，跟新加坡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