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收入（魏众、别雍、古斯塔夫森，1999）。
当然，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是不同的。绝对贫困线是指按维持劳动者及其所赡养人口的生存所需的人均最低生活费用，设立的一条最低生活保障线亦称贫困线（于祖尧，1997）。常用的测量绝对贫困线的方法有：热量－支出法、基本需求法（也称为定值定量法）、恩格尔系数法、超必需品剔除法、总支出与总收入之比法、编制贫困指数法、经济计量分析法、收入与营养摄入量分析法等（林闽钢，1994）。我国目前被广泛采用的绝对贫困线测量方法如下：首先根据营养部门专家的意见选择最低热量摄入量；其次选择合理的食物消费项目和数量；第三，结合调查得来的相应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最低食品费用支出；第四，用最低食品费用支出除以合理的恩格尔系数，所得商即为贫困线（何焕炎、文兼武、唐平，1993 ）。
相对贫困线是指个人或某群体、某地区相对社会上其他个人、群体、地区的收入水平或实际生活水准而确定的贫困线。确定相对贫困线的主要方法如下：（1）收入等分定义法（也称比重法）。首先把国内各收入阶层按等分（通常按5等分或10等分）划分，辅之以基尼系数进行比较，最后确定把全部人口中的一定比例定义为贫困人口，然后根据这个比例，利用家庭调查材料，求出贫困线的标准。（2）收入平均数法。把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按不同水平进行统计分组，以全部居民人均生活费除以2或3作为居民的最低生活费用标准。（3）商品相对不足法。当家庭缺少某些必需的和普及的商品时，该家庭被认为是贫困的。具体做法是选定一个标准的消费模式作为社会普遍情况的代表，与之相比，家庭中缺少的东西越多，其不足程度越大，其贫困程度也越大（林闽钢，1994）。
显然，对于怎样确定贫困线以及贫困线如何会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世界银行《1980年报告》将贫困线确定为人均年收入75美元。《1990年报告》确定了两条国际贫困线：一是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为“赤贫”；二是人均年收入370美元（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为“贫困”。1995年世界银行把人均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定为绝对贫困线。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收入与消费水平确定了相应的贫困线，如1995年，我国将城市贫困线划为年人均收入低于1547元人民币，农村绝对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低于530元人民币。
（二）贫困程度的衡量
确定了贫困线（事实上贫困线是不断变动的），落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分布特征，他们的贫困程度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有多种，从定义简明、科学实用、操作方便的角度考虑，这里介绍四个从不同角度测度贫困程度和反映贫困分布特征的指标共同构成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③
指标一，贫困的广度指标
贫困人口比重指数（用P1表示），又称贫困发生率，是指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测度贫困的广度指标，表示贫困人口范围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P1?F(X)?*nN
式中：X*为贫困线，F表示P1为X*的函数，n为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N为总人口。这一指标的特点是，只要确定了贫困线，它就可以比较简单地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相对范围的大小。不足的是，无论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是靠近贫困线还是远离贫困线，只要不超过贫困线，贫困发生率就不会改变；若将较低收入水平的贫困人口的收入转移到较高收入水平的贫困人口手中，只要接受者的收入水平不超过贫困线，贫困发生率也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它既不能说明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遭受的贫困程度，也不能反映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即它不反映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异。因此，贫困发生率只能简单地测度贫困的规模，粗略评估扶贫工作的整体成果，而不能全面反映贫困程度。如果仅用贫困发生率指标测度贫困的程度，在扶贫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只要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贫困人口和家庭，贫困状况就会有显著的改善，显然这与国家的扶贫战略目标和扶贫政策不相符。并且用贫困发生率的高低分配扶贫资源或评价扶贫工作的好坏也是不合理的。
指标二，贫困的深度指标
贫困深度指数（用P2表示），又称贫困差距指数。它是基于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累加贫困差距。是建立在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距离基础上的。计算公式为：
③
刘建平等：贫困程度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课题（2000年LX005）。
n?P2?i?1?i???1?*?X??N
式中：μi表示第i个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X*为贫困线，n为贫困人口，N为总人口。
在贫困发生率一定的情况下，P2值越大，说明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偏离贫困线越远，也就是贫困程度越大。从扶贫的宗旨来说，更应关注那些贫困深度指数较大的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这可以缩小扶贫的范围，实现扶贫重点的转移，即由平均分配扶贫资源给各个地区或贫困家庭转到集中力量解决贫困深度指数大的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这种依据贫困深度指数确定扶贫重点的政策，其结果可能贫困发生率并没有减少，但是由于更穷的地区或家庭的贫困人口通过扶贫变成了较富有的穷人，实际上减轻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可见，贫困深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化，但是贫困深度指数仍不能完全地反映贫困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转移不能改变整个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条件下，即使发生更穷的人的收入转移到相对不很穷的人的手中的情况，贫困深度指数也是不变的，而实际上这时更穷的人的贫困程度加深程度甚于相对不很穷的人的贫困减轻程度，这意味着极端贫困的穷人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也就是说整体来看，贫困的程度更加严重了。为此需要构造新的指标来反映这种贫困的严重程度。
指标三，贫困的强度指标
贫困强度指数（用P3表示），它也是建立在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相对于贫困线的基础上的。计算公式为：
n?P3?i?1?i??1???*X??N2
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一定的情况下，贫困强度指数越大，说明贫困人口群体内部收入水平差异越大，贫困强度越大，扶贫的难度也越大。
指标四，贫困相对程度指标
以上三个指数可以分别从广度、深度和强度方面反映贫困的程度，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贫困的分布状况，但不能为政府提供这些人口究竟需要多大的财力就可
以使他们脱贫的依据，也不能说明这种贫困相对于全社会的程度。为此给出第四个指标，贫困相对程度指数（用P4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P4?F(X)*X*??*?
式中：F（X*）表示贫困发生率，X*表示贫困线，μ*表示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μ表示全部居民的平均收入。P4可解释为：为了能使每一个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规定的收入（脱贫），需要从非贫困人口转移到贫困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据此可以计算出要使所有的贫困人口脱贫所需要的财力，衡量该地区对扶贫资金的承受能力，为有关社会保障部门确定扶贫资金的总规模提供依据。
P4的计算公式中，X*一般小于μ，但是若X*=μ，即贫困线等于全体居民的平均收入，P4将等于要把收入高于μ的人口的收入转移到收入低于μ的人口手中。
（三）其他测度贫困的若干指标
贫困距。贫困距用来测量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总体差额（即为了使贫困人口收入达到贫困线水平所需的收入总额）。用公式表示为：
T＝q×（π-yp ）
其中q=贫困人口数；π=贫困线；yp=贫困人口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可反映出扶贫工作的难易程度，贫困距越大，则使现有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较多的财力、物力投入。但这一指标反映的是贫困人口的总体情况，而未反映贫困人口的个体情况。
与之相联系的还有：人均贫困距、贫困距比例、成比例贫困距指数、加权贫困距指数、贫困距的倒置的一般化洛伦茨曲线等。
基尼系数。上述指标能够反映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但是不能敏感反映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而贫困人口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出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卡尔·李思勤，1994）。
测贫指标体系。鉴于单一指标的局限，有学者设计出了测贫指标体系，以全面考察贫困状况。测贫指标体系包括能反映贫困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联系的体系结构和具体操作指标两大部分。测贫体系结构由生存环境、质量、效果三个子体
系构成，而具体操作指标则有15项：（1）人均GNP为300美元及增长率为2%；（2）非农产品产值占GNP比重为65%；（3）“四通”综合比率为75%，其中乡村通电率为90%，通电话率为80%，通公路率为70%，通清洁卫生水率为60%；（4）自然缺陷指数（逆指标）为2，包括水土流失比率，旱地面积比率，专门气象灾害发生率，地理位置偏远度等；（5）人均年纯收入为600元及其增长率为2%；（6）人均年衣着消费支出80元；（7）人均日三大营养摄取量中热量为2500千卡，蛋白质60克，脂肪50克；（8）人均精神文化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5%；（9）恩格尔系数55%；（10）人均年肉类消费量5公斤；（11）人均年储蓄存款余额 100元；（12）人均家庭财产占有额1,400元；（13）人口年自然增长率（逆指标）2%以下；（14）平均预期寿命65周岁；（15）人均受正规教育6年（赵冬缓、兰徐民，1994）。这一系列指标实际上包含了贫困人口越过温饱线的综合要求。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3个层面10个大类，即生存环境层面3大类：经济发展指标（1）～（2），社会发展指标（3），生态指标（4）；生存质量层面4大类：收入（5），消费（6）～（10），储蓄（11），财产（12）；生存效果层面3大类：生存（13），健康（14），知识（15）。
尽管基本的人口统计比率这样的标准衡量指标有其历史重要性，新近研究者们对贫困的衡量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具有某些性质的贫困指标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是替代性的公理方法方面的进展：福斯特、格瑞尔和索贝克（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1984）的公理体系。这个衡量贫困的公理体系从一个中心公理开始，集中关注贫困家庭的所得问题。但是经济学家的最优做法与政府的最优行为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贫困的社会效应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贫困的社会性存在及其对社会秩序、发展的影响，并着手开始研究它，设法去解决这一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社会贫富的悬殊日益明显，财富集中与资源剥削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社会价值乃由安贫乐道、悠然自得迈向现实与功利。经济上被剥削的穷人除了物质生活陷入困境，各项社会参与或娱乐活动也受到了限制，穷人因此产生不满、愤懑的心态，阶级对立愈趋明显。正如马克思所言，那个时候“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随着人民大众的觉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