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表明在各大都会地区，市中心地区居民的贫困率是18.5%，比郊区居民的贫困率8.7%高出一倍多），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则主要集中在乡村，中国的现实却是城市贫困与乡村贫困并存，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减至34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以下；城市贫困人口1995年为1240万人，贫困发生率3.5%，到1998年分别增加到2000万人和5.3%。而有的研究指出，1995年人均月收入低于130元的城镇贫困人口涉及到3000万人左右（王朝明，2000）。与此同时，城镇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在日益加深，各地下岗职工每月仅能领到几十元到250元不等的生活费，有相当数量的下岗职工从原单位得不到任何收入。
2、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相对贫困将成为反贫困工作的主要对象。我国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目前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由此得出的结论即是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不仅表现为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在收入与生活状态方面的不平等，而且也表现为不同贫困人口群体在生存条件与保障条件方面的不平等。在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与相对贫困人口都有一定比例，但随着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尽管仍然会存在少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但是因收入不平等和分配差距所造成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将成为我国今后反贫困工作的主要对象。
3、区域贫困与阶层贫困并存，区域性贫困将更加显著。就区域而言，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22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85%；抽样调查表明，1997年中西部城镇贫困户占全国城镇贫困户总数的85.5%（王朝明，2000）。近几年我国农村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一些贫困面较大的省区脱贫进度相对缓慢。如贵州省1993年底有1000万，到1997年底还有455万（安树伟，崔宏义，1999）。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城镇贫困发生问题与上年相比，东部下降0.5个百分点，西部下降0.8个百分点，中部上升2.3个百分点，即城镇贫困率由东部和西部向中部集中。今后一段时期，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仍会继续扩大，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将会更加突出。
阶层性贫困主要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由失业人员、无业人员、老人和
穷人子女等组成。有关资料表明，1997年按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计算，收入最高的1/5人口占有全部收入的51.4%，收入最低的1/5人口仅占有4.06%，二者相差11.66倍。可见，阶层性贫困问题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已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而城市阶层贫困问题却正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显突出，据1996年的统计资料，按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收入划分为最高、次高、中间、次低与最低收入户，计算城市基尼系数。上海是3.95，广东为4.72，内蒙古为5.03。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说明当时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平均主义状况。到2000年6月，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达到0.408，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区域贫困问题与阶层贫困问题此消彼长的趋势，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决定了政府在继续做好扶贫工作的同时还宜及早筹划缓和阶层贫困问题的对策。
4、物质贫困与人文贫困并存，人文贫困更加严重。若用人文发展指标来衡量，中国的“人文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对1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排在108倍。联合国人文排序的新指标包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人均GDP。这一人文发展指数更能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 对“贫困”的理解也更为深刻。这种排序使我们看到，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仅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在反映综合水平的人文指标上，而后者的差距比前者更难弥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后者这些指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决不仅是增长）潜力，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真正水平和综合实力。这些人文发展指标为我国扶贫、脱贫工作指明了方向。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教育文化落后、思想观念落后和人口素质差等原因，中国的贫困人口还存在着突出的精神贫困现象，它主要表现在接受教育程度低、轻视科学与技能、盛行迷信等方面，贫困往往与愚昧混合在一起。中国贫困问题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状态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规律性反映，它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吻合，同时也在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二）我国贫困问题的原因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为主导的综合转型时期，导致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亦非常复杂，它既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致贫的因素，亦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影响，尽管各因素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程度还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但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都将是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1、历史原因。中外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发达国家的贫困往往是现实原因导致的贫困，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却通常是历史的积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导致新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那么，现阶段的贫困显然有着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影响，包括人口众多、决策失误、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和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户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数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而不能自拔，城镇居民亦因长期以来只领取低工资而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这些历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贫穷后果均不是短期内能够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观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后更是一个长期制约因素。如据有关资料，1998年在湖北农村贫困家庭中，有84.1％的劳动力仍以传统农业即种植业为谋生手段，贫困地区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2.5％。⑥再如以往水利建设中对移民生活的考虑就较少，据世界银行调查统计，中国目前有300—600万库区移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⑦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贫困问题虽然有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但过去数十年中城乡贫困的积累却促使了贫困问题更加突出，部分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历史的贫困之中。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历史贫困作为导致中国现实贫困问题的一个影响因素，在经历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后，其重要性正在减退，再过10—20年，历史贫困是应当从中国贫困问题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自然原因。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揭示过优等地与劣等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异。对城乡居民而言，自然环境及相应条件的好坏，亦是制约其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据“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扶贫县名单，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山区、高原等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其中有307个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山区，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
⑥⑦
张在全、娄策贵：《湖北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统计与决策》，1999（6），11页。 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文版，4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口总数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国中部的湘、鄂两省的贫困地区；迄今仍未脱掉贫困县帽子的几乎均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其中大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占全国总人口不到10％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却要占全国乡村贫困人口的40％。就贫困强度指数而言，1994年的宁夏为2.77％，河南为0.66％，广东为0.03％，宁夏是广东的92.33倍，这种差距因为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愈快还在日益拉大。⑨
洪涝、地震、台风、火灾、病虫害等各种天灾是导致贫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据统计，全国每年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袭击的人数为2亿多人，无论采取多么有效的救灾措施，都会有一部分人口因灾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灾民生活困难计算，每年也有200多万人因天灾陷入贫困。因此，自然条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天灾更是无法避免，它们使贫者愈贫、脱贫者返贫，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口陷入贫困境地，从而成为中国贫困问题的长期致贫原因。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阶梯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因国家施行的是重点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这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数量大的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其中，东部地区城镇贫困人口为188.16万人，占16％；中部地区城镇的贫困人口为658.56万人，占56％，西部地区城镇的贫困人口为329.28万人，占28％；东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广东省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为1429元； 中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545.93元，其中最高者安徽省1911.82元，最低者为内蒙古1259.46元；西部地区城镇困难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1714.85元，最高者为云南省2017.99元，最低者为宁夏1175.82元；由此可窥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⑩因此，国家还应当将地区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决中国贫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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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唐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34、5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段庆林：《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统计与决策》1999（6），22页。 ⑩
尹世洪：《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问题》，34～36、19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4、家庭与个人原因。一方面，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家庭，有残疾人、重疾患者、无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往往经济负担较重，容易陷入贫困（在发达国家，单亲家庭往往成为政府救济或援助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从个人因素来看，孤寡老人和孤儿，残疾人，重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者，或因无依无靠或因无工作收入或收入极低，通常是贫困人口的基本成员。据统计，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全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1民政部门1997年传统的社会救济对象（包括社会困难户，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无直系供养亲属的人员和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等）为5856万人。2在乡村，仅五保户在1997年就达300万人，其中，得到集体供给的有200.3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1995年家庭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80.3％，与1990年相比，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贫困比重增长了14.1和11.3个百分点，从而表明了个人文化程度的差异对生活水平的影响。4家庭结构的差异与个人情况的差异是任何时候都无法统一的，从而亦意味并因上述情况而导致的贫困现象不可避免，而政府在实施反贫与济贫政策时，不仅需要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亦应当考虑个人因素。
5、失业原因。劳动者在就业竞争中失败而被迫失业，意味着丧失了收入来源，失业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近几年来，随着国有经济的调整，中国正处于失业、下岗高峰时期。因此，政府对城镇贫困群体的救助重点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即由传统的救济对象转移到失业、下岗职工家庭。值得指出的是，导致就业失败的原因并非只是失败者自身素质低，也有的是人际关系不良，有的是整个经济不景气导致裁员，有的则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有的是因企业经营的失败（如破产、被兼并）等。因此，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城镇贫困人口群体的这种变化，将就业政策的调整纳入反贫困对策中，尽可能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将成为城镇最好的反贫困措施。
6、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对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业分配不公与分配要素发生变化两个方面。行业分配不公既体现在工资收入上，也体现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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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张奇林、许飞琼：《中华慈善事业》，13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 3
民政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193、179页，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编辑部，1998。 4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载《城市管理》，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