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飞机等等新的工业部门。苏联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就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
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窜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旨在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
字）的基础，反对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谈的建议。会谈于一九六○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玩花招而已。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以便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
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性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我们对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苏中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
动，不考虑这种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间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了。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公开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由于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受到了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
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二
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认为，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