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谁不知道，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利用“冷战”局势来煽起沙文主义、战争歇斯底里和疯狂的反共主义，以便使极端反动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当政，以便取消民主，镇压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
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加强着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加强着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助于建立一支所谓革命政治大军。
争取和平和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决不会阻碍，决不会推迟，相反地，却提供可能充分开展为达到国际工人阶级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很难相信，像中国同志这样自己进行过革命而且富有经验的人会不了解一个基本东西：在今天，进行世界革命，要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要通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的革命阶级斗争，要通过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亚洲、非洲新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斗争，要通过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反对垄断的斗争以及其他许多途径，不应当把这些途径彼此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它们结合起来，导向一个目的——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同志高傲地和侮辱性地指责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是“议会迷”，甚至说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据呢？根据就是：这些共产党没有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中国领导人也应当理解，没有革命形势，是不能这样干的。
任何一个内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当国内还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时候，过早地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注定遭到失败。大家知道，列宁曾以怎样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曾以怎样的政治远见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来对待革命发动时机的选择。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曾指出，十月二十四日发动还太早，而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就已经晚了，会失去一切，因而，一定要在二十五日夺取政权。谁来确定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
和革命形势的存在，谁来选择发动的时机呢？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那种自称为工人党、只研究经济问题、不用革命精神教育工人阶级、不培养工人阶级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党是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滑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但是，那种脱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斗争而提出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党，也是不好的。这样的党必然要脱离群众。一个党只有正确利用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群众的领袖，顺利地引导工人阶级向资本冲击，去夺取政权。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所犯的滔天大罪，是它们认为自己的直接任务是为争取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争取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实现，能够改善工人阶级、农民和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建立作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的广泛反垄断组织的战线。也就是说，它们所做的正是一九六○年莫斯科声明中所写的东西。
中国同志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所做的一切，对于在阶级斗争前沿同资本搏斗的共产党人，既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团结一致的感情，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条件，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走的特殊道路，也没有了解。实质上，他们说“为了革命”，却正好是否定了导致革命的道路，硬要人们采取使共产党在群众中陷于孤立、使工人阶级失去同垄断组织的统治、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同盟军的那种方针。
在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中国同志也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大家知道，正如莫斯科会议文件和苏共纲领中所明确说明的，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从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出发的。尽管如此，中国同志却顽固地硬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只承认和平道
路。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信件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以和平方法，不通过内战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本国全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
自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可能的。苏共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国家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并认为给它们以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我们已经多次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里没有必要更详细地阐述了。 而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像一根红线一样地贯穿在他们的所有言论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
中国同志把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地方都承认武装起义看作是衡量革命性的基本标准。因而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了利用和平方式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形式。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联系问题。
今天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代表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伟大力量。它们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是战胜帝国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中国同志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从他们的新“理论”中可以看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
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同志这样做，看来是想用最轻易的办法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当中赢得声望。然而，但愿这种“理论”谁也欺骗不了。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不管中国理论家们愿不愿意，在于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但这对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巨大的危险。
事实上，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尽管有十分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动摇了帝国主义，摧毁了殖民主义者的力量，难道能够取得胜利吗？
现在，当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进入了自己斗争的新阶段，集中努力来巩固政治成果和经济独立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解决这些任务要困难得无可比拟，甚至根本不可能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强调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伟大未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同作为反帝主要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结成巩固的同盟和合作，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同盟。这种立场是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确定的。这种立场所依据的，是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权）是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取得这种领导权的条件下，这个运动才能最终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性质，才能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来完成。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已经得到检验，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但是，看来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而在这以后，中共领导又教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
无论是国际工人阶级，还是民族解放运动，未来胜利的保证都在于它们的巩固联盟和合作，在于它们进行联合的、为共同利益所要求的反帝斗争。在反帝斗争中，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自我牺牲和忘我地为各国人民的利益服务而博得对其领导作用的承认，使自己的同盟者相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它自己获得胜利和它的同盟者获得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列宁的党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口号。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口号的内容扩大了。大家知道，列宁是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这一口号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业已增长的意义。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都严格遵循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共领导在现代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方针？或者是，中国同志同实际现实完全脱节，用教条主义的、学究式的态度对待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而不理解现时代的具体条件。或者是，在中国同志掀起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大肆喧嚷的后面藏着同革命毫无共同点的其他目的。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错误性、危害性。中国领导人以“总路线”为名所建议的东西，无非是不考虑时间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不考虑现代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的任务。中国同志没有看到，或是不愿看到，我们的运动在现时代条件下的任务在如何地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