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针对我们党宣布为人民争取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任务，暗示苏联社会的某种“资产阶级化”和“蜕化”。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民穿草鞋和喝大锅清水汤，这就是共产主义，而如果劳动者生活得好和希望明天生活得更好，这仿佛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还想把这种哲学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新发现赠送给我们！这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作者是些不相信已掌握了政权和已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能力的人。
如果看一下我国历史，看一下苏共纲领，就会很容易看出，当我们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政权的时候，我们是从什么起点开始的，而苏联人民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顶峰。我们国家变成了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值上，苏联占欧洲第一位，占世界第二位，很快就要赶过美国而跃居第一位。苏联工人阶级、苏联集体农民、苏联知识分子是我们一切胜利的缔造者。
我们确信，不仅苏联人民能，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能树立伟大的劳动功勋，只是必须要保证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正确领导，必须要实行这种领导的人现实地思考，作出可以把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精力引上正确道路的决定。
中国领导人企图为个人迷信辩护，在自己的信中充满着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纲领中似乎是错误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我们不打算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分析他们的一切论据。任何一个读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人，无疑都会注意到，中共中央的信件中所包含的论断是完全无力的和脱离苏联人民的生活的。他们教导我们说，在苏联的社会中还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因此也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些什么阶级呢？从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可以了解，这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
不用说，中国同志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着奇特概念。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寄生分子被认为是阶级呢？是什么阶级呢？是懒汉阶级还是流氓阶级，是盗
窃国库者阶级还是寄生虫阶级呢？罪犯在任何社会中也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全民国家完全能够完成并且正在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知道，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教育工作做得越好，舆论的作用越大，苏联民警的工作做得越好，同犯罪现象的斗争就越有成效。
现在苏联的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同时苏联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占有可以剥削其他阶级的地位。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专政是一个阶级概念；中国同志建议在苏联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对集体农民还是对人民知识分子？不能不考虑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起了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差别、界限日益消失。
在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后，工人阶级已不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是由它的经济地位，由它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具有直接联系，以及由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和拥有革命的经验所决定的。
中国同志引用卡?马克思的话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是指共产主义这个完整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过渡到这一形态的。弗?伊?列宁也发表过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十分清楚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恰恰是为了用来战胜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胜利的。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当社会上只剩下劳动者、友好的和本性已经完全改变的阶级，而再也没有人要受镇压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消失。
如果从中共中央关于这些问题的信件中所包含的一整套虚假的理论论
断中提取真正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中国同志反对在我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那样有力地宣布的苏共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路线。在他们全篇冗长的信中甚至找不到一处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
很难充分判断中国同志保卫个人迷信所持的动机。实际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公开颂扬个人迷信的事。必须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盛行时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头上竭力否认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并且说过，这个理论是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来的。
想借助马克思和列宁来保卫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不会引起别的，只能使人感到惊奇。莫非中国同志不知道，列宁早在我党建立初期就同民粹派关于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进行了巨大的斗争，在列宁在世时实现了我党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真正集体领导方法，列宁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并无情地斥责了那些对他的阿谀奉承和献媚的极微小的表现。
当然，我党或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没有把反对个人迷信理解为否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信。苏共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其中包括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党是珍视自己的领导的威信的；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党是高度评价那些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因而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的。
四
分歧中心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关于全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
在中国同志的描绘中，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看来是这样：他们自己为一方主张世界革命，而另一方——苏共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忘记了革命，甚至“害怕”革命，它们不关心革命斗争，反而去关心那些与真正的革命者“不相称”的东西：和平、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人民
福利的提高、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
但是，事实上，中共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之间的分水岭完全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即中共的领导人不管恰当与否地谈论世界革命，利用各种借口，而且往往是没有理由地炫耀“革命的”辞藻，可是另外一些人——恰巧是被中国同志们批评的那些人——以极严肃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他们不是高谈阔论，而是顽强地劳动，努力寻求最正确的、符合于时代条件的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为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们来研究一下中国同志对现代革命运动的问题的基本观点。 为着“世界革命”而停止争取和平，放弃和平共处与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放弃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改革而斗争，这种方针会有助于各国和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吗？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争取和平和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难道就是只顾自己而忘掉了资本国家中自己的阶级兄弟吗？
每一个人，只要考虑过当前争取和平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的意义，就懂得，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自己的和平政策给予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无可估价的援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防止核战争意味着拯救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甚至整个洲的人民免于毁灭，虽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所争得的和平的条件下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日新月异的胜利，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这难道不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贡献吗？
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个工人看到这些成就和胜利时会说：“社会主义用事实证明：它比资本主义好，为这个制度而斗争是值得的”。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之深入人心不仅是通过书本，而首先是由于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活
生生的范例。
一九六○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加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站在现时代的中心的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革命运动的所有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义务“不倦地巩固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国际作用和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影响一年比一年地增长着”。我们党把实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的国际义务。
弗?伊?列宁教导说：“??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四二七——四二八页）
苏联共产党人牢牢记住了伟大列宁的遗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遵循着这个遗训。但是有些同志却认定弗?伊?列宁是不正确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吗？或者这是这样一些人的立场，他们一碰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就灰心失望，看不到有可能用自己的经济成就，用本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对国际革命运动施加主要影响？这些人想通过另一些在他们看来更为近便的途径来更快地实现革命。但是，胜利了的革命能够以人民的劳动，并且只能够以人民的劳动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诚然，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革命如果是在继承了过去经济不发达的遗产的国家中进行的话。但是，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就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其次，什么样的局势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更有利——是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局势，还是经常的国际紧张状态和“冷战”的局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