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篇小说代表作
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从抗战到建国后，他从事过党、政、文学等多方面的工作。因长期生活在农村，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创作经验。50年代初特别从北京搬到陕西的长安县任挂职副县长，到黄甫村体验生活。他主张：作家必须进“生活的学校”、“思想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以塑造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己任，以创作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为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以严肃扎实的创作态度，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质、特点和创作规律，进行了长期认真的探索。
长篇小说《创业史》是继《山乡巨变》之后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又一巨著。第一部于1959年2月开始在《延河》连载。作者说《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乡的小村庄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么进行的”。作者预计写四部，准备系统地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全过程（一部写互助组阶段，二部写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三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可是未等第二部完稿作者就因“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而被迫辍笔了。但仅就第一部来看，情节相对独立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也相对完整，（主题）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取得了胜利。这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主题表达，奠定了同类题材小说的基本写作方式，因此不失为柳青的代表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除了合作化的主题外，对农村青年人人生道路的思考也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感情纠葛使其中的一个亮点，徐改霞人生道路的选择体现了作者对农村青年前途的问题的深入思索。是否可以说它的思考直接启迪了80年代路遥《人生》的创作。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农业合作化给中国农业生产力带来很多弊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答案就未必正确，他的文学观也夹杂着某些偏见。所以作家柳青叶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困囿（YOU），但作品透出的平民本位意识和对生活现实的真诚感，对历史生活某些真实的描绘，仍是他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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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第一部)，以我国农村土改后的政治状况和经济形势为背景，写了农村组织生产互助组和筹建初级社的历史过程。作为小说序幕的“题叙”，对全书反映这个过程、交代主体情节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概括地交代梁三一家三代企图凭个人努力去“创业”的苦难史，揭示了土改后梁三老汉和义子梁生宝在“创业”思想上的冲突。勤劳纯朴的梁三老汉从早到晚累弯了腰，一心朝富裕中农的方向发家，脑子里转动的是下堡村那些富裕庄稼院给他的自足的印象。解放前他的发家梦三起三落，始终未能如愿；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失落的梦被唤醒，他最大的“创业”理想即凭着党分给他的土地和一家人的力气，自己可以当上“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而梁生宝却热心组织互助组，带领贫雇农共同富裕，这使梁三很伤心，父子产生矛盾。为和困难户度春荒，实现一年两熟的种植计划，梁生宝奔波百里省吃俭用，引进高产稻种，率领组员进秦岭割竹子，扎扫帚换钱买粮。同时姚世杰、郭世富等不择手段分裂梁生宝的互助组，使其原来的八户只剩三户，郭振山也组织富裕户成立一个互助组，和梁比高低。梁生宝互助组割竹子、实行新法育秧都成功了，显示了团结互助组的优越性。打击了郭振山、姚世杰、郭世富的嚣张气焰，教育了梁三老汉，使他感到自己的创业史是劳苦史饥饿史，梁生宝的才是真正的创业史， 吸引村民加入了新成立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下了一部集体化的创业史。作者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真诚的阶级意识，通过对梁家父子两代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及其结局，反映了它们要求改变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指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道路，那么才能开始真正的创业史。
梁生宝的创业历程是在重重斗争和困难中展开的，他的性格也是在这众多的矛盾冲突中完成的。一是与党内自发势力的代表、老党员、村代表主任郭振山老谋深算，“面上是社会主义，心里头是个人主义”，热衷于个人发家，幕后支持互助组的反对势力曲线干扰互助合作预运动；二是谨小慎微，善外而奸内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凭优厚的经济实力和互助组公开较量，维护私有制；三是富农姚世杰仇恨心社会暗中施展阴谋，实行阶级报复。所以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了50年代初期农村的风景画面前。“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官渠岸的小巷里爆发了，惊动了梁三老汉。‘噢噢（O），架架啦’。老汉在麦地里做起来，用手交眉搭起棚瞭望着，情不自禁地开口说‘架架啦！‘架架啦！蛤蟆滩又一座新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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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我也要到那里去看看”。（49-50页）原来是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的鞭炮声，吸引了蛤蟆滩所有的庄稼人，人们在这里帮忙，看热闹。富农姚世杰土改后挺直胸脯，他的神气好像说“你们眼馋吗，看看算罗，甭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你们盖的起房吗”。土改时的带头人郭振山也和昔日的仇人姚世杰一起在郭世富家做客，而一辈子受穷的梁三老汉则对村里人的成功发家羡慕的两眼通红”。他最大的“创业”理想即凭着党分给他的土地和一家人的力气，自己可以当上“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房子的基本含义是房屋，由儿子的人家儿子成家后自然要分居，分居就需要房屋，有足够的房屋才能和子孙满堂的理想适应；房就转变为子孙的代称，房屋即是居住的场所是固定的财产，也是显示多子多孙。因此房屋的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实用的目的，也有象征的意义。在汉语中子嗣是房，房屋也是房，“房的父子关系在另一方面则突出系谱上的连续性??由于中国人对房嗣连续性的重视，因此‘绝子绝孙’成了最不人道的咒语”（艾弗里特·M·罗吉斯等著《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88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三老汉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包括拥有自己的土地，过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日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并不是来自姚世杰、郭世富这些富农和富裕中农，而是来自以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理想，他们和梁生宝坚决抛弃自发道路二致力于合作化的想法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作品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就不是梁生宝和几个孤立、反动的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斗争，而是以大多数农民为对象的空前规模的现代性革命。这已经和《暴风骤雨》完全不同，小说的主要冲突与其说是发生在梁生宝和三大能人之间，不如说是发生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之间的“生活故事”。以上四种力量相互交织、纠合，共同阻碍着合作化运动，梁生宝、高增福等人就是在和他们的斗争中成长并且显示出性格特点的。
梁生宝形象。在众多的斗争和人物关系中梁生宝处于轴心地位，他是农业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雄形象。富于深刻意味的是作者安排这种人物关系时别具匠心，在“题叙”中出现的梁生宝是个孤儿，被梁三老汉收为养子，“生身父亲”在主人公生活道路上的缺席，能使继父对他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样的设置能使他迅速摆脱和继父及其通过与传统建立的有限联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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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父亲”——党的怀抱。所以他几乎是天生地就年具有心农民的品质。不屑于走养父们走了几千年的个人发家道路，所以当养父劝他退党时他不屑地回答“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说法”。将梁三老汉设置为梁生宝的继父，这样的人物关系安排大有深意。它切断了我们的英雄人物和传统农民的血缘联系，使他能够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缠绕。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传统社会中常常是将家族结构延伸为社会和政治结构，这种延伸的结果是“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利机构都按家长制原则配置，国和家结构上的一致即是人们常说的“家国同构”。而“无父”的梁生宝开始就摆脱了血缘、家族等传统关系的缠绕，从小就表现出和一般农家子弟不同的道德操守、远大志向和宽阔胸襟，很快摆脱包括养父在内的多数农民根本无法摆脱的发家梦想，一头扎进党的怀抱。所以有人认为不论作者是否有意，梁生宝形象写作中这种由无父、代父到寻父、认父的写作方式，在17年写作中都是个创举，它深刻影响了文革写作方式，文革文学舞台上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是鳏夫、寡妇这些摆脱了自然血缘关系缠绕的政治符码。对党的忠诚使他对私有制具有近乎本能的仇恨。他从郭振山不积极工作想到私有财产是罪恶之源，把进山砍竹子的行动升华为“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当他在区公所看到两个兄弟为争夺死去的长兄财产而发生纷争时他想到“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快，尽快革除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他完全根除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头脑被先进理论武器武装着，胸怀宽广，老成持重，善于思考，孤身赴郭县买稻种，挫败了富农进攻；带人进终南山割竹，战胜了春荒初显互助合作的力量；而接受二流子白占魁入组，更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胸怀和魄力。同村中“三大能人”进行斗争，既态度坚决，又注重方法；处理同义父、亲属间的一系列矛盾，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这样在他的领导下蛤蟆滩的农民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梁生宝在在作者的笔下完全成了一位纯粹的阶级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英雄。这一形象的现代性意义体现在他不是在非时间的传统伦理价值中获得个人的实现，而是在对党、国家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中实现对日常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超越。他似乎天生是一个圣徒，他的新农民品质不是像《红旗谱》那样经过成长获得大，他选择社会主义好像只是他“学好”的结果。甚至情爱生活也成了凸现他道德境界的力量。他本来深爱同存的美丽姑娘徐改霞，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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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会使生宝恋恋难忘”。然而爱情却波折重重，他一见改霞“脸通红，表情很不自然”，当改霞主动向他坦露心迹，等待他的拥抱亲吻时，他却克制住了自己“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情感??考虑到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当二人产生矛盾时他“打定主意走互助合作的道理，她和咱不合心，她是天仙女，请她上她的天”，最终使不能完全忘我的徐改霞终于离开在她看来不近人情的梁生宝。作者对梁生宝爱情失败的直接议论“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我们承认你处理父子关系??都是相当出色的！但你处理和改霞的关系却实在不高明。??你为什么要划定恋爱的期限呢，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后空闲的时候摆开恋爱的架势，掀起完成呢？”，那是正话反说，以批评的方式赞扬梁生宝。因为在当时政治道德化的叙事中，男女情爱是道德——政治罪集中的体现。不仅作者如此，人物问世后更是对他好评如潮，有人评价他“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的忠诚厚道、勤劳俭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增添了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带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色彩”，在这两方面特点中时代色彩是他的真正品质。正是它的照射才使传统品质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梁生宝虽然是作品里思想最先进的人物，但并不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严家炎在《文学评论》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说他的塑造又三多三少的缺点：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由于作品中反映的那段历史的政治偏颇，作者对梁生宝的刻画毕竟存在着概念化、理想化的斧凿痕迹；他的描写“起点高”，实则是一种从理念出发的“拔高”，过分追求形象的高大完美，纯而又纯，必然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性格和形象的内涵都显得单一和干瘪。神化“榜样的力量”的企图，反倒会产生逆反的社会效果。从社会学、认识论角度去分析，这一形象有其典型意义；但从文学美学角度去评说，就觉得他是一种理念的影子。所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一形象，是一直有争议的。但我觉得梁生宝仍然给人深刻的印象。
粱三老汉形象较之梁生宝要丰满、深刻、可信得多。关于这一点邵荃麟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64年）就指出“粱三老汉比梁生宝写的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尤其是当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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