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认识，养成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性。经受了大贵被抓壮丁、运涛被捕、严家丧失宝地等一系列打击而坚韧不拔，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没有硬拼蛮干，而是觉得要打倒冯老兰那样的恶霸地主只凭一时的血气之勇是不行的，必须有长期战斗的准备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切从长计议，抱定“大丈夫保持十年不晚”，讲究斗争策略，深谋远虑，沉着镇定。当他得知大贵因冯老兰陷害被抓壮丁，好似晴天霹雳，气愤难奈的他要用铡刀去铡冯老兰，但刚把手放在铡刀柄上，又犯了思量，忍了下来，并想大贵“去捋（旅）枪杆子，将来为咱受苦人出力”也好，所以嘱咐大贵“你就安心服业地干下去吧，干好了再回来见我”，这段描写虽然让人感到没有那种侠义小说快意恩仇的过瘾，甚至最后朱老钟也没有和仇人冯老兰相见，谈不上真正的复仇；但这恰好是作品的用心良苦之处，作者不是要把主人公写成传统形态的性格不变的英雄，而是把他写成一个成长中的英雄，这样才让我们看出他的勇谋兼俱，胆识双全，既坚又韧。运涛找到了共产党，高兴地说“你要是扑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有前程了”，就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有人说朱老忠的性格很容易让人想起梁山好汉，他的正义感很像鲁智深，硬骨头精神很像李逵，英雄气概很像武松；但更为可贵的是他身上融入了新时代英雄精神的新机。作者把人物的时代精神融汇到富有民族传统的性格之中，刻画出一个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斗争的革命战士的形象。他的道路是旧时代农民自发革命的终结也是新时代农民自觉革命的开始。找到党后逐渐克服和升华了个人仇恨，对穷人的患难救助已经发展到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心胸更广阔。他的坚韧性由仅仅依靠朱、严两家孤军奋战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自觉反抗，盼望井冈山的烈火燃烧到冀中平原。他的典型意义在于集中概括了20世纪初期新旧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民由草莽好汉成长为农民革命英雄的历史踪迹，交织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度。
作者还通过对农村日常生活以及亲朋邻里等社会关系的抽写，来烘托朱老忠的形象。他对严志和一家、对运涛和春兰的亲近，对冯家义子的仇恨，都反映了他性格发展的各个侧面。但把人物写得过份理想化，也反映一代作家美学观的时代色彩和当时描写正面人物的一般倾向。如果从革命现实主义高度再认识这种美学倾向，就不难看到创作主体的心理定势也限制了表现生活和刻画心灵向更深层次掘进。而写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作者常常能泼开笔墨，写得深刻，个性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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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鲜明。严志和的形象塑造，就是其中一个例证。严志和，是中国农民中另一类典型。他纯朴、浑厚，却软弱、狭隘，他嫉恶如仇，却又逆来顺受，意识不到自己抗争的能量和价值，几十年来，他一直带着历史的沉重的精神镣铐，浑浑噩噩地走着十分艰难的人生道路。然而他和朱老忠一家毕竟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向往。所以，严志和在那个革命力量日益壮大的时代，经过生活磨难，接受家属、亲朋进步思想的引导，也终能觉悟起来，艰难地走进革命的行列。作者较为细致地描绘了他生活道路的波折、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细腻地刻画了他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复杂。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通过他揭示了中国农民身上残存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并说明这种创伤如何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中得到医治，并使他们逐渐觉悟起来的。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热情坚毅、稳重多思的运涛，勇谋兼备、机敏深沉的江涛，开朗刚烈的春兰，淳厚爽直的大贵，追求进步的严萍等等，虽然在时代的浪潮今有着共同的追求，不乏进步青年的一般特征，但他们的个性却各不相同。作者在描写中还注意到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心理和行为的逻辑演变。
鲜明的民族风格：一是人物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互为表里。自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朱老忠、朱老巩、朱老忠明等的形象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二是梁斌力图探索一种适应民族审美习惯的当代小说的新形式。在内容上强调表现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气魄、民族的生活情调和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情习俗等；话言的大众化；结构的章回式，情节发展的连续性，人物描写的传统手法，都注重适应大众的欣赏习惯和文化心理。如过除夕、赶庙会、来人待客、饭菜式样、棉花地里赶鸟、生孩子在人家窗前挂红布等，都是华北农民传统的风习。如对章回式体例，作者不是从形式的模仿，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去寻找有传统艺术特色的表现方法。例如小说开端写“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就是利用传统小说小写“楔子”的形式浓缩成“序幕”性的内容。它概括地把形成全书情节主线的历史背景和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基础，以及多年后发生这次斗争的必然性，都作了明确的交代。在“楔子’里也显示出全书的雄挥、豪放、朴实、粗犷的艺术特色。
但在人物刻画描写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通过人物的行动尤其是对话勾勒人物性格的表现方法；但同时又吸收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通过静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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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工笔细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作品“比西洋小说的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古典小说要写的细一些”。如
话音没落，门外有人搭讪，使一个尖脆的少女的声音：“志和叔，运涛呢？”
严志和在门外头问“清早立起，找他干吗” “有个事问问他”
严志和问“昨儿后晌，他不是到机房里去睡觉吗” “是呀，今儿一早他就走了” 严志和说“许是下地了”
那闺女笑了一声，说“我来看看你们来的客人”。一边说一边跑，小跑
蹓丢儿跑进来。
贵他娘一看，是谁家的姑娘。细身腰，黑脸盆，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
转着，就是脸庞长的大了一点。心上一喜，笑嘻嘻地问“谁家这么好的大姑娘”。涛他娘低声说“老驴头家春兰”。
说着，春兰到了眼前，说“看看你们家来的客人” 贵他娘闪开眼睛瞟着他，说“看吧，这不是，你来干嘛” 春兰说“找运涛”
贵他娘问“找他干吗，他下地了” 春兰说“找他问个字”
贵他娘又问“你倒是来问字还是看客人”。春兰看这人新来乍到也不怯
生，就说“都是。”涛他娘嘟哝着“问什么字？成天在一块儿，也问不够” 春兰乜（MIE）斜起眼睛瞄了瞄，见涛他娘不高兴，也不说什么，只是
咯咯地笑。涛他娘说“回来再问吧”。 春兰说“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 贵他娘说“看去吧，门上又没有绊脚绳。”
几乎全是对话，但通过它大致可以捉摸到春兰、贵他娘、涛他娘的年龄、性格和 心理状态甚至脾气秉性都显露无遗。而像大贵被抓，朱老忠当时智勇双全的性格 有都是靠西方文学中的心理描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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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来自乡土，朴素生动，通俗易懂，并且高度个性化。写景叙事干净利落，十分口语化。如“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江涛勒马站在堤上，看见对岸白杨的枝条在风前抖动，显示着一种挺拔不曲的精神。他放松马缰涉过结下薄冰的河流，坐骑（齐）含着盼家的热情，闪开大道，跃下堤岸，穿过柳林，直奔朱老忠的门前”。刻画人物简洁有力，个性化十足。朱老忠回到家乡见到严志和，严说“都输的趴下了??输了个稀里哗啦，日子过不成了”“完了，走吧，在这地方咱算直不起腰来”。朴实亲切却也凄苦低沉，憨厚而懦弱；而朱老忠则立刻“红着脖子脸，把胸膛一拍，伸出一只手掌，举过头顶”，极力挽留地说“这天塌下来，有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可是志气了一辈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有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不？”激越慷慨，豪爽而建议。
不足是革命者形象的描写薄弱，贾湘农作为地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失之于概念化。另一些人物，如知识分子严知孝、落后农民老驴头、朱老星以及朱、严两家妇女群像，虽然也有某些个性特征，但作者只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通过他们单向性地印证主题，从而限制了这些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入党后的朱老忠、严志和，以及大贵、二贵、江涛、运涛等似乎一投入革命就成了革命者，其思想行为、心理感情便为抽象的革命者的“质”所规定，性格也随之平面单一起来。性格过早地定型而缺少发展、呈静止状态了。塑造反面典型冯兰池和冯贵堂，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使冯家父子的性格也有不同，但框在共同“阶级本性”里去描写，形象就难免脸谱化，给人以平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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