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他才镇定地离开。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余显然不是卢的对手，而林道静心中余永泽的资本开始贬值“这就是那个我曾经爱过的、倾心过的人吗？”。不久后卢嘉川再次出现在林道静家中，谈了一会革命话题后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让林替他保管一些文件，二是让林帮他送封信，三是“我想在你这多呆一会，如果可能，今夜最好允许我借住一下??因为这些天侦探盯得紧”。林竟高兴而紧张地答应了。并去通知余永泽晚一点回家。妒火中烧的余永泽回家，卢离去后被特务逮捕投进监狱，和林永诀了。这时林感到余永泽那些知识、体贴、优雅和温情都开始让她生厌了，在余永泽这个“小男人”那里得到的温饱生活这一爱的“附丽”不值得珍惜了，于是坚决地将它抛弃。这让我看到了革命者外的另一个卢嘉川，他对林道静在内心里也是有个人欲望的，所以当他让林替他送信，林“扑上来，拉住他的手”，说“你一定等我，可别走”。他心里“交织着复杂的感情。这女孩子火热的向上的热情和若隐若现地流露出的对于他的爱慕，是这样激动着他，使他很想向她说出多日来隐藏在心底的话。但是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克制自己”。可惜他永远也没机会说出这些话，他入狱后是他的战友江华接替他并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江华出现时时一个县委书记，林在定县教书。他依然是大串的革命话语，但对手已经是比余永泽强大的多的卢嘉川，并且的得知卢牺牲的消息林依然表示永不变心，拒绝了许宁的追求。于是江华从不显示个人情感，直至将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林对卢的思念开始为对江华的感激所取代。“老江，我真羡慕你，我渐渐觉得你比老卢更??说到这不好再说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江华竭力克制住身上的战栗，率直地低声对林说“道静，我想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
可见三个男性都把林道静作为性对象，他们获得林的手段也惊人地相似，都是从政治到性，政治作手段，性是终极目的。用余永泽的话说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林道静在成长的三个阶段中，和代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余永泽、代表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卢嘉川、代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江华发生联系，最终选择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种象征。所以《青春之歌》又不是纯粹的言情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中男女情爱是为了明确而严肃的政治主题服务的。事实上对于身体成长和思想成长、个人情感和革命主题的融合正是这部小说的最大特色。并且我们发现这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现代文学史段内，性和政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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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葛就一直是重要的主题，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中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主题转为革命和政治的主题，28-30的普罗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是主语特征。随着蒋光慈的辞世这一模式基本销声匿迹了。后来恋爱被压缩到了革命的边缘，而《青春之歌》又重新刷新了这一模式。女性成长故事中女性美和隐秘性心理的表现，隐伏在对革命、革命者的崇拜与趋附主题之下，形成了新的“革命加恋爱”的范式。也正是这一范式是在歌颂革命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主题下进行，所以才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是否可以说它是革命和爱情传奇、革命和浪漫青春的杂糅。这一点和苏联文学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十分相似，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是对艰难和枯燥的革命生涯的点缀，也满足了人们的浪漫幻想。而保尔为了革命对爱情大抛弃更凸现了革命主题的崇高。只是这么多年我们更多地从政治视角而不从爱情视角介入解读，以政治视角遮蔽、淡化爱情视角罢了。（这
一成长小说有自传色彩，尤其是作者有时故意混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这就让当事人难堪，如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当年北大高材生80年代写平和冲淡散文的人，上月刚刚去世。对作品他说“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作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80难年代和《小说林》的官司，谁主动的问题）。
艺术风格。浓郁的抒情笔调。不论写景叙抒情，还是状物叙事都笔墨含情，使情景交融。尤其是林道静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的描写，均笔锋细腻，满贮诗情，虽然不乏拙稚和麻木，但都显示了一个女作家的阴柔情愫。
作者把林道静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以她为中心，组织情节结构，贯穿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和繁复的生活场景，比较充分地概括了大量的社会生活，描绘了她内心生活的矛盾。作品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以揭示时代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如，如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卢嘉川，共产党员江华、林红，背叛革命的戴愉，幼稚单纯的王晓燕以及交际花白莉萍，奉行市侩主义的余永泽等等，都有其个性的特征，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或趋炎附势终于叛变；或陷入徘徊，终能坚定起来；或始终恪守革命信念，成为知识青年的先觉者。它们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它们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利于凸现林道静形象。
缺点：虽然作者没有把林道静性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简单化。她刚强而又脆弱，果断而又缠绵，自信自负而又不断自我否定，既想务实，又富于幻想。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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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描写，比之写她纵向的性格发展，用墨太少了。特别是作品初版受到来自“左”的批评之后，作者轻率地修改、增补（写林赴深泽县接受农村工作训练，进行思想改造的7章，和组织北大学生运动的3章），最后反倒把人物的心态复杂越改越简单化了。情节的真实生动，也改得模式化了。对作品中的群象作者过于注重性格间的横向展示和在形象意义上的相互比较，而个人的内心活动却写得不够丰富。如果和林道静相比，正如茅盾所说“他们大多都作为道具而存在”，太追求“陪衬”的作用。由于作者过于直接地把这些“造型”和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因而对他们的心理层次的开掘也就不深。甚至全书在结构、语言、表现手法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悔其少作、重新修改现象评价）
争论：当时在普遍重视写工农兵的时候，杨沫能够以革命知识分子作主人公，正画描写、赞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这种可贵的尝试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可是也有人指责甚至否定这部作品。如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中国青年59年2期）说“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进行创作的”。“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林道静的家庭出身、现实表现方面，认定她“从未进行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因此认为林道静的入党，是不符合党员“必须体现”的那些标准的，从而得出了“严重歪曲共产党员形象”的结论。针对这些看法，1964年，《文艺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分别设专栏开展讨论。争论的焦点是：林道静怎样走向革命的道路和她是否符合党员的标准。茅盾和何其芳等人都为作品辩护。这次讨论对极左的观点作了反省；但还是用单纯的政治观点去衡量文学的价值，用既定的政治概念去判断文学人物是否真实。一定积度上反映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干扰。这种粗暴的政治批评是作者对原作进行修改的直接动因。而事实证明这次修改是非常失败的。文革后杨沫创作了《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构成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三部曲；但影响甚微。
梁斌的《红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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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春之歌》一样，《红旗谱》也是一部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一种历史主体的生成过程。如果说《青春之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那么《红旗谱》就是“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红旗谱》是17年的标志性作品，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周扬甚至称之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
梁斌(19l4一1996)，河北蠡县人。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考入保定二师并参加护校运动，l937年参加共产党。解放前长期在河北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和文学创作。熟悉“反割头税斗争”、“保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历史事件的始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红旗谱》的成书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过程。1935年写的《夜之交流》是他取材于“高蠡暴动”暴动的第一个短篇。此后发表的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剧本《千里堤》等，在内容上也都与这次暴动有关。梁斌说，《红旗谱》里的人物、故事、情节，绝大部分在他的短篇、中篇、剧本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他是写不出《红旗谱》的。《红旗谱》代表了十七年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由短篇到中篇再发展到长篇，酝酿时间之长、准备工作之细、投注精力之多，可谓呕心沥血。《红旗谱》的第一部，起笔于1953年，1957年出版。第二、第三部的书名分别标为《播火记》和《战寇图》(后改名为《烽烟图》)分别于1963、1983年出版。
《红旗谱》是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小说开篇的“楔子”始于清朝末年，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锁井镇上，长工朱老巩、严老祥阻止恶霸地主冯兰池毁钟侵田大闹柳树林，揭开了20世纪冀中农民斗争的序幕。冯兰池巧用调虎离山计，趁朱老巩和说和人“大善人”严老尚调解之机，令铜匠砸碎古钟，暴烈的朱老巩呕血身亡，严老祥漂泊异乡，埋下两个阶级的世仇。25年后当年被迫远走他乡的朱老巩的儿子虎子现在的朱老忠重返故土，继续和冯家斗争。小说就是从这开始写起的。在这25年间以朱老明为代表的农民和冯兰池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继续对簿公堂，只是都失败了。走关东、挖参、打鱼、淘金这种种磨难已经使朱老巩变的非常成熟。他让大儿子大贵当兵，资助严志和的次子江涛去读书，寄希望于“一文一武”报仇雪恨。但残酷的斗争使他遭受一系列打击，也受了很大教育。在这期间党派遣贾湘农来到滹沱河，他的培养使江涛、运涛、张嘉庆等先后入团入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张嘉庆和江涛还分别直接领导了“秋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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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割头税斗争”，并取得胜利。它们已经不同于朱老巩的“赤臂上阵”和朱老明的“对簿公堂”，而是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了。尤其是“反割头税”运动是一人振臂万人响应，直捣军阀政府的巢穴，吓得县长老爷不敢露面，冯老兰跳墙逃走。这灭了冯家的威风，提高了群众觉悟，真正改变了和冯家乃至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势，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明在这次斗争中都入了党，结束了悲剧命运。这部小说立足于滹沱河畔农民自身寻求解放的历史，又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结合，通过冀中农民反抗过程的描述，概括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艺术地说明农民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汇入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按着巴赫金的“人在历史中成长”这一对成长小说最为简明命名的说法，《红旗谱》表现了人和历史的全新关系。作品里的人是冀中平原朱、严两家的三代农民，历史则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史。第一代是赤膊上阵的自发斗争必遭失败；第二代成长中的群体已经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走向阶级斗争，经历着艰难的现代性转换。第三代生逢其时，是觉醒的农民已经成长为革命的主力军。就这种主题形态而言并无特殊之处。不过是主流意识形态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有关叙述的重复而已；但它打人之处是把中国农民的现代性本质的生成过程包裹在了一个传统的子报父仇的通俗小说故事中，以成长小说的艺术形式描述了这一抽象本质的生成过程。 《红旗谱》的主要成就也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朱老忠的性格集纳了中国农民英雄的传统要素。1。家族乃至阶级的世仇，孕育了他强烈的反抗性。他生于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少年亲睹父辈和冯家的斗争，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他沉痛地压抑，其父留下的“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的遗言，滋生了他出于阶级本能的反抗性，这种性格贯穿其一生，铸成了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主导性格。2。20多年闯荡江湖的传奇经历，造就了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性。对乡民视为家人救危扶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到朱老明打官司败诉落得一贫如洗，又爆发了火眼，含泪对他说“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穿的就有你穿的”，不顾自己尚无钱安家，不惜拿出身上仅有的十块血汗钱为朱老明治眼病；卖掉心爱的牛犊资助江涛上学，以及替严家操办丧事，带严志和徒步赴济南监狱探望运涛，都表现了他的粗犷豪爽、慷慨豪气、义重如山。3。不寻常的人生磨难、曲折的斗争经历，使他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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