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助教的严家炎60年代的《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谈创业史中的粱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等，认为最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是粱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粱三老汉是非常真实的，“柳青成功地写出了粱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粱三老汉在艺术上的丰满以及他与中国传统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使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这种非主流的看法当时很难被接受；严家炎的文章发表后遭到100多篇文章的反对和批判。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水落石出，无须多论了。
他是历尽苦难，饱含辛酸，带者沉重的因袭观念走进新社会的老一代贫苦农民。他勤劳忠厚，盼到土改后，只指望凭着拼命劳动创立家业，可是想不到儿子竟然提出这样的警告：一旦自家富起来，就势必滑向剥削阶级的那端，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当儿子不听他 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的不满，暴露出自私、狭隘、落后、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同时又带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美德。这样梁三老汉思想里的旧信条和新逻理就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盼望个人发家又怕“必然”剥削别人。作者以这种内心生活的矛盾冲突为线索，深刻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的两重性格。他的心挨近党支部和梁生宝这些人，但对他们那种“顾组织不顾家庭”的做法却愤慨不已他反对儿子那样办。没有参加互助组的热情，却又十分关心互助组的困难，可谓既反对又支持，既生疑又指望，又有喜又有忧总是摇摆于两条“创业”道路之间。作者揭示的这种思想矛盾、自我搏斗过程，是合情合理、相当深刻的。这反映作者对老一代农民的命运理解得深，把握得准，所以能够写得入木三分。柳青确实“成功地写出了粱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从他身上我们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
《创业史》的艺术特点：一是构思宏伟，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同时对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心理分析精细入微。它以描写人物命运为中心从两种创业观的矛盾冲突的角度来构制情节，形成一幅宏广、宽阔的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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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历史画卷。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丰富，政沦色彩之浓厚，在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实属罕见。写人时用相对独立的章节分别铺陈，从不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上，连缀故事，形成整体情节上的波澜起伏，读来引入入胜。对梁家父子、三大能人的描写精细入微，对人物心理流程的状写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是把微观上的展示同宏观上的概括结合起来的一种建构形式。二是运用对比的方法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作者以对比方法突出人物个性，主要以梁生宝作为主体，与粱三老汉、高增福、三大能人形成对比，同时人物间、人物的前后变化也有对比，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三是在叙述方法上常常以俯瞰式视角，跳出具体的作品环境，对人物和事件作自己的评说和议论，把对生活的再现与哲理的思考结合，有一定的哲理性。这既是深化形象意义的一种方法，也是作者抒发感情、指点生活、评说历史的一种手段。它们时而是形象和情节的补充，而且其哲理思辨色彩浓郁，增强了作品的诗趣，深沉精辟。但在艺术处理上，由于议论同写人、抒情、叙事结合得不够和谐，致使某些议论的效果流于说教，并且有时也影响了故事叙述的整一流畅。四是行文流畅朴素，笔触绵密细腻，富有画龙点睛的概括力，体现了北方文化特有的纯朴和厚重。
《创业史》的缺陷，一是构建入物间的关系，刻画性格的规定性，都存在图解理念的痕迹。突出主人公的形象无可非议，但把周围的人物都作为主人公的“陪衬’，那就限制了其他形象的丰富性，削弱了他们本身的美学意义。二是表现在艺术处理方面。如情节进展缓慢，结尾过于匆忙，议论穿插太多，节奏也失之于沉闷。三是作者宏观反映和评说的历史现象，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小说对梁三老汉那个“梦”的批判宣传“个人致富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以及如何看待郭振山的性格矛盾等等，都有再认识的必要。当然，讨论这些问题不能苛求，必须有历史主义的态度。
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1958年问世，曾经发行500多万册，1958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影响十分广泛，其中很多人物都家喻户晓。它的作者杨沫，原名杨成业，抗战时开始使用杨沫的笔名。19l4年生于北京。中学时代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受过良好的文学熏陶。她为了逃脱家庭包办婚姻而被迫辍学，离家出走。在自谋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书店店员等职业期间，接触过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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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于1936年加入中冈共产党。此后，她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从事过妇女工作，当过报刊编辑和电影编剧。1963年后，成为专业作家。她早在抗战时期就发表过散文和短篇小说。l957年出版了反映抗日生活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翌年出版的《青春之歌》是她成名的代表作。
《青春之歌》是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小说。它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和生活经历。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情节主线，展现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同时勾勒了当时学生救亡运动的历史轮廓和动荡的社会面貌。它旨在说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青年们才能认清人间的正道，选定生活的走向。只有抛开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把青春献给民族解放的大业，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行程。所以作者谱写的是一首史诗性的富有时代精神的“青春之歌”。
政治视角解读：作者能够成功传递这一主题，关键在于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的形象。因为她的心灵变化反映着时代的投影。作者将知识分子林道静作为叙述主体，同时创造了这一叙述的基本范型，即“反抗/追求/考验/命名”。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艰难而曲折。小说一开始，在寓言性的场景中出现的她似乎就构成了一种艰难的隐喻。在北平向东开行的列车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市白色。??从装束到行为被赋予的都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她不切实际的浪漫而天真的幻想，这隐喻着主人公此时处于纯洁、混沌未开、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中，而环绕于她周围的各色男性眼光在凸现女主人公孤独无助同时，也暗示她成长道路上将遭遇无数凶险和艰难，展现出一片在劫难逃的氛围。此后她真的成为众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不断的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中艰难成长，最终找到了爱和人生的归属，江华和党。小说形象地对此作了确证和阐释。林道静一出场，??作者以全能全知视角叙述她的身世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却是由贫苦佃农的女儿秀妮所生，这剥削阶级和劳动者双重血缘铸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何其芳语）的阶级特性，预示她最终将面临一个从属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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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她血缘上一半和劳动人民的天然联系，以及叙述人的同情已经告知了她的最后归属。继母想把她作为供品奉献给公安局长时她没有屈从，为追求婚姻自主，毅然离家出走，这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开端。流落北戴河想找杨庄小学供职的表哥张文清，结果迎接他的现实比家庭更黑暗。表哥没找到，校长余敬唐见其丰姿绰约，想把她介绍给当地的县长做姨太太，林道静宁肯自杀，也不就范，走投无路“纵身扑向大海”，表明对个人奋斗道路的绝望。爱情的希望及其破灭，是她由个性解放走向献身社会解放的转折。林自绝时，被北大的青年学生余永泽救起。对方美丽动听的言辞和“骑士兼诗人”的风度，将空虚的林道静的心灵俘虏。余是她肉体生命的拯救者，她也以同样方式回报了这一拯救，对之由感恩、钦佩发展到爱慕，和余同居。一个说此时对她这个追求精神解放的女性来说深层的终极迷惘尚未被触动。她是出于罗曼蒂克和知恩图报才和余同居的。但余一开始就被作者赋予了可笑的角色，他除了会谈几本文学名著和个性解放以迎合林外，似乎还是一个乘人之危的伪君子。他的人格的虚伪冷酷、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尤其是对林走向精神觉醒和解放的阻拦，具体说是余阻止她和卢嘉川的会见以及告密使卢被捕，使她和余永泽的夫妻裂痕越深。并且经过痛苦的矛盾，逐渐克服女性的柔弱和缠绵，最终和余分道扬镳，走向了新生活。同余永泽的决裂，也是不甘改变自己意愿的一种反抗。显然，林道静的这种反抗精神和追求的理想，并没有超越“个性解放“的范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她形单影只，追求着罗曼蒂克式的自由和幸福，必然会在现实中一次次碰壁的。林道静追求个性解放的归宿是投身于社会解放事业，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卢嘉川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由于身份已经置换为林的精神导师，所以林很喜欢他。卢嘉川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他的出现更映照的余永泽庸俗、卑微、不洁，在他面前林仿佛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小姑娘，所以她把卢当作了精神的拯救者，更坚定了要娜拉式的逃出婚姻牢笼的决心，甚至要求卢，“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在卢嘉川的启发下她的精神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此后她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经受考验、下乡参加斗争、参加学生运动等壮举，都和卢的引导分不开。踏上精神解放之路后，林遇到了林红、江华等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不断启示、诱导和帮助，使她克服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不断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经过多方面的斗争锻炼，她逐渐成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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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无产阶级战士，坚强的共产党员，找到了角色归属，并因这一“命名”而完成了思想改造的成长过程，完成了灵与肉的蜕变和新生，最终英勇地站在了革命斗争的前列。
作者比较细腻地描写了她从幼稚到成熟，从孤军奋斗到投身于革命行列的思想转变的历程，描写了她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这在40年代进步青年中是有代表性的。她的形象意义，不仅是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青年心理，追求和幻灭，迷惑和觉醒，也为解决现实中的人生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所以林道静的形象在青年读者中的印象尤为深刻，反响也特别强烈。
情爱视角解读：作者把林道静的精神履历、进步过程和她的性爱、婚姻密切缝合，精神解放和婚姻成功同步进行，这也再次印证了女性和政治不能分离的关系式。性和政治的并置是这部成长小说的特有风貌。正如作家晚年写的回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完全可以视为杨沫的情爱忏悔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直观地把这部小说当作写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爱纠葛的言情小说读。余永泽是林道静的第一个男人，他出场时给人感觉是两个余永泽和在一处，一是对抗传统、鼓励帮助林道静成长的五四青年，一是更真实的居心不良地窥视林道静的人。“自从在海边第一次看见这个美丽的少女，他就像着迷似地爱上了她。他是个小心谨慎、处世稳健的人，他知道过早地表露是一种危险??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好一匹难驯服的小马??余永泽心理暗暗说着，嘴里却不再多说话”。暗示性的描写也有他的阴险和虚伪显现。他的“堂皇叙事”目的是占有这个美丽的少女。另外两个男性是卢嘉川和江华。认识卢嘉川时林道静正和余永泽热恋，但他国家大事的政治话语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第二次是除夕夜在北京的东北老乡的公寓里，他们的单独交谈，卢嘉川对林道静异常热情，而后林道静读了卢嘉川推荐的书思想产生了飞跃。不久卢嘉川出现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租住的小房中，和在烧火做饭的林交谈起来，余永泽归来不悦说“火炉早就荒了，你怎么还不做饭去？高谈阔论能当饭吃吗？”说完生气地离开。卢某一退场，而是老练沉着地抚慰尴尬的林“既然他急着要吃饭，小林尼应该早点给他做饭才对。我们的谈话不要影响他，你把炉子搬过来，你一边做饭，我们一边谈好不好”。轻易不放弃继续谈话的机会，直到中午忍无可忍的余永泽再次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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