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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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十年来阳明学研究的状况与进展》（《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之后，短短十余年的工夫，阳明学研究已从王阳明拓展到阳明的第一、二代传人及部分王门流派。正是在阅读了几十种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专著，尤其是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力作之后，才使我有了这种动笔的冲动，于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以及读后之体会，草拟了这篇基本属于一家之言的综述性文章，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阳明后学研究的滥觞
所谓阳明后学，大致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凡是阳明以后信奉阳明心学或在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者都可以纳入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说，阳明门下及其再传弟子（包括与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者）可以算作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233—294页；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近年治阳明后学者一般皆取其狭义，笔者亦然。而其中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这一百多年的时光。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舞台上所展示出
来的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值得重点光顾的领域。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明末清初学者所撰述的学案、宗传体著作，如刘元卿（1544—1621）的《诸儒学案》（万历年间刘庆举补修，辑有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
（1547—1629）的《圣学宗传》（万历三十三年刊行，辑有十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的《王门宗旨》（万历三十七年刊行，辑有阳明学者五家）、过庭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的《圣学嫡派》（万历四十一年序刊，辑有六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刘鳞长（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浙学宗传》（崇祯十一年刊行，辑有十三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孙奇逢（1584—1675）的《理学宗传》（康熙五年序刊，辑有三十余家阳明学者之言行）等。上述编撰者，或者介于朱、王之间，或者本人就属于阳明学者，故所撰大旨以姚江为主。即使过庭训的《圣学嫡派》，虽所录阳明学者最少，但所涉及者因均为阳明后学之代表人物，故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就是在这些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历史巨著。尽管以上诸家所辑所评各有侧重，甚至意见相悖，但这一时期对明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阳明后学的初步梳理包括个别前瞻性的评介意见，却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甚至还取代了所撰对象的原始文献，俨然成了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这其中
尤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最为突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明儒学案》不仅成为治明代儒学思想的必备参考书，而且在不少研究领域由于原始典籍的缺乏和难觅，还使之成为可资凭借的唯一文献。即使在今天，除非专题性、个案性的深入研究不得不依靠第一手的原始文献之外，一般对于明代儒学的研究，也大都以《明儒学案》所选择的思想材料作为直接的文献根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确实有赖于对长期以来占据明代学术史研究之主导地位的《明儒学案》的勇敢超越。这样说的意图并非是对《明儒学案》的贬抑，而是有感于《明儒学案》长期以来成为明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凭据，不仅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分类、对学者的评论深深地影响着后代的研究，在阳明学者的文集不易得见的年代里，《明儒学案》所节录的文本更是大部分学者包括本人赖以研究的重要材料。在这种情况下，稍不深思，很容易让人忘了《明儒学案》本身只是一部十七世纪初黄宗羲对于明代儒学整理研究的著作，其中不仅反映了黄氏个人独到的观点与喜好，他的许多文字和看法更是“前有所本”（这只要仔细对照一下明人所撰的传记、行状、志铭、墓表等，即可知晓）。因此，包括《明儒学案》在内的学案、宗传体著述，绝不能被当成明代儒学史的实录。不过话得说回来，《明儒学案》等著作之所以会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不都是由于后人“偷懒”之故，而是因为进入清代以后
学术标准和理想之典范的转移，清代统治者及正统文人对阳明学者的学术风格极端厌恶，从而使许多阳明学者的文集未被收录进《四库全书》（阳明后学中惟有罗洪先、胡直、邹元标等少数几人的文集被收录），有相当部分还遭到了禁毁的命运，即使存留下来的文集，也是散落于海内外各地图书馆，于是给阅读和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不得已，只好借助《明儒学案》等第二手材料。但是，由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珍藏有相当数量的阳明学者的文集，所以这种现象在日本表现得并不明显。我国的台湾地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购得日本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所藏的明人文集影印本，使得许多过去必须到日本才能看到的善本，能够在台湾图书馆中被借阅。至于大陆学术界，这种困境一直到近几年才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因为继台湾出版《四库全书》珍本之后，从1995年开始大陆出版界陆续完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等大型文献数据的影印出版工程。在这些大型丛书中，绝大多数阳明学者的著作都能找到，从而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阳明后学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二八十年代前的阳明后学研究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叶的近半个世纪里，海內外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二十余种著作当
中：嵇文甫《左派王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呂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年）；侯外庐《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岛田虔次《中國に於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49年）；楠本正继《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安冈正笃监修《阳明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冈田武彦《王阳明と明末儒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冈田武彦编著《阳明学の世界》（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山下龙二《阳明学の研究——成立·展开篇》（东京，现代情报社，1971年）；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麦仲贵《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說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3年）；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荒木見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年）；杨天石《泰州学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原教篇）（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陈福滨《晚明理理思想通论》（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