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书局，1983年）；荒木見悟《阳明学の開展と佛教》（东京，研文出版，1984年）；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上所录著作大都以整个宋明理学或阳明学为研究对象，故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阳明后学研究。若根据本文开篇所界定的阳明后学之定义、范围而言，恐怕惟有嵇文甫的《左派王学》、冈田武彦的《王阳明と明末儒学》和《阳明学の世界》、荒木見悟的《明代思想研究》和《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麦仲贵的《王门诸子致良知学說之发展》等才符合要求。但如此取舍，显然失之过严，且有违实情。因为尽管有不少著述只是部分涉及阳明后学，但其所做出的前瞻性研究和开拓性贡献，却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资源。概而言之，八十年代以前的阳明后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碰撞过程中，作为本土思想文化走出中世纪的前近代思维的组成部分，嵇文甫、容肇祖等在梁启超、钱穆展开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同时，已把视野扩展到明代尤其是晚明，因而成为阳明后学研究的先声。第二，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正常的学术研究几乎中断，而阳明学作为受政治侵害较深的重灾区，不是被打入冷宫，就是被一棍子打死，因此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写出象样的学术专著，即使对在一段时期里颇受推宠又被严重曲解的李贽，也鲜有客观而公允的成果问世。第三，由于
有大量明人文集为日本所藏，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日本的阳明后学研究从六十年代开始走到了中国的前面，七、八十年代更是全面超过了中国，其主要代表者是楠本正继、岛田虔次、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山下龙二等学者。这些人当时的著作、研究方法以及所利用的材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海峡两岸有些学者就是在日本的名牌大学接受训练并从事研究的。第四，台湾随着经济的起飞、政治的开放，思想文化也出现了一个繁荣期，表现在阳明后学的研究领域，就是七十年代末以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性著作的问世。第五，无论日本还是台湾，在研究方法上，既有义理的，也有考证的；既有个案的，也有通史的；然以原典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或者体验性考察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并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第六，八十年代初，阳明后学研究尚未进入大陆学者的视野，如当时的代表作：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等，都从王阳明直接跨越到王船山。惟有侯外庐领军的学术群体在承担宋明理学的研究课题时，撰著出版了多卷本的《宋明理学史》。该书不仅把阳明的第一代弟子较完备地包括在其中，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摆脱多年的政治束缚，跳出了简单化的模式，因此堪称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的开山之作。 三九十年代的阳明后学研究
九十年代应该說是阳明后学研究的繁荣期，以下成果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准：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古新美《明代理学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阳明》（东京，研文出版，1990年）；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刘哲浩《周海门的哲学思想研究》（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年）；山下龙二《阳明学の終焉》（东京，研文出版，1991年）；於化民《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龚鹏程《晚明思潮》（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荒木見悟《阳明学の位相》（东京，研文出版，1992年）；荒木见悟《中國心学の鼓動と佛教》（福冈，中国书店，1995年）；吴宣德《江右王门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论文，1995年）；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台北，广文书局，1995年）；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屠承先《本体工夫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林子秋等《王艮与泰州学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李庆龙《罗汝芳思想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
论文，1999年）。这批成果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老一辈的学者老骥伏枥，中青代的学者迅速崛起，其中有相当一批成果是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上有超越前人的勇气，但在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上个别的却略显底气不足。第二，陈来与杨国荣是大陆“文革”结束后在该领域最早培养的博士之一，前者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既有义理之论，又有史料之辨，显示出观念史的厚度和力度；后者是从阳明学跨入近代哲学，具有前瞻性的向度与宏观性的视野。他们两人可谓大陆在阳明学的研究领域较早取得突出成就的北南之代表。第三，这些著作虽仍以王艮及其泰州王门唱主角，但已开始转向对阳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江右学派的研究，并且还逐步拓展到对阳明的第二、三代弟子的梳理与考量。第四，研究的视野逐渐开阔，对阳明学与晚明思潮、阳明学与近代思想、阳明学与西学东渐等课题的研究有所深化，所涉及的不少问题都具有原创性的意义。第五，从范畴史的角度对阳明后学的演变过程作了梳理，比如本体与工夫是阳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这一范畴的研究十分必要，不过目前的研究水平还显得较为单薄，尤其缺乏实证的研究和具体的阐释。第六，除个别研究之外，总体而言，日本和台湾在这一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仍略胜于大陆。
四新世纪伊始的阳明后学研究
新世纪的钟声余音未了，步伐刚刚迈出，在阳明后学的研究领域就吹来了令人振奋的喜讯：中国大陆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沉寂，连续推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的台湾同行也有重量级的成果问世。这一方面是得益于九十年代后期几部大型文献丛书的问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拓展。这些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陈来《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中国学术》2000年第四辑）；吴震《罗洪先·聂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方祖猷《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阳明学的展开》（三联书店，2005年）；陈永革《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辑87，2003年）；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郑晓江主编《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至于特色及所取得的进展，我想是否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义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