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最好说“功能相当”是适当范围的“功能相当”，因为从来没有完全“相当”的译文。实际上有几种不同的译文就会呈现出“相当”的不同程度。这就是说“相当”不能理解为identity的数学意义——相等，而只能理解为近似，即理解为与功能相等接近的各种程度的近似。
奈达这儿讲的“功能”指的是信息的功能或语言的功能，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说：
It would be wrong to think, however, that the response of the receptor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is merely in terms of comprehension of the information, for communication is not merely informative. It must also be expressive and imperative if it is to serve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communications such as those found in the Bible. That is to say, a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must not only provide information which people can understand but must present the message in such a way that people can feel its relevance ( the expressive element in communication) and can then respond to it in action ( the imperative function). 译文：
然而认为译语信息接收者的反应仅仅是对信息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信息不仅仅起告知作用。如果信息如同《圣经》一样，主要用于交流，它还必须达意和具备祈使作用。也就是说，《圣经》译文不但必须提供人们能够理解的信息，而且提供的信息必须使人能感觉到它的关联（交流中的达意因素），然后以行动对信息作出反应（祈使功能）。 “功能相当”是什么功能相当呢？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奈达所指的功能是“communication”（信息）或“message”（信息）的功能。他认为信息有三种功能：in formative function（告知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达意功能）和imperative function （祈使功能）。然而在紧接下来的对三种功能的解释性文字中，他说：The informative function in language can only be served by a translation which is thoroughly understandable，其中的informative function in language是“语言的告知功能”。在解释informative function时，他说language is not restricted to mere informative and expressive functions, it must also be clearly imperative. 从这个句子可以看出“功能”指的是“语言功能”。
奈达的翻译原则Functional Equivalence被严重误译，在译界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引起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无休无止的激烈争论，给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带来不小的损伤。
让我们先看奈达的原文：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general it is best to speak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in terms of a range of adequacy, since no translation is ever completely equivalent.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can in fact represent varying degrees of equivalence. This means that “equivalence”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 but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 i.e. on
the basis of degrees of closeness to functional identity. 中国翻译理论界盛行的、这段文字的中文译文是： 功能对等
一般地说，最好还是用“功能对等”来讨论译文的适切程度，因为从来就没有完全对等的译文。各种不同译文实际上可代表不同程度的对等。这就是说，“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理解为近似，即以接近功能等同的不同程度为依据的近似。
上面的译文错误百出，矛盾百出，没有人能理解，没有人能读懂。 要理解这段文字，必须充分理解Equivalence和identity。
奈达在上面的文字中，在对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做定义时，特别对equivalence这个术语进行了解释，他将equivalence和identity放在一起进行词义上的对比。
他说：“equivalence”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
此句的意义是：“equivalence”不能理解为identity的数学意义——相等，
只能理解为贴近（笔者译）。因为identity一词有“同一”、“相同”、“相等”等意义，其中“相等”是identity一词的数学意义。请注意英语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identity的数学意义。
可是，有译论家将“equivalence”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 but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译成：“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理解为近似（某译论家译）。
这一翻译理论家在翻译equivalence cannot be understood in its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identity, but only in terms of proximity时偷换了概念。他把equivalence偷换成了“对等”。这种偷换相当于下面的概念偷换：“2加3”不能理解为对于6，其中的“2 加3”偷换成“3 加3”以后，句子变成3加3不能理解为对于6。
某译论家的译文“‘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与笔者的译文“‘equivalence’这个词不能理解为identity的数学意义——相等”在意义上有天大的差别。
前者（某译论家）已经将equivalence翻译成了“对等”， 将英语equivalence偷换成了汉语的“对等”，这样就把汉语的“对等”的词义变为了“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后者（笔者）是在对英语equivalence做解析，下定义。前者把汉语的“对等”定义为了“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后者把英语equivalence解析和定义为“不是 identity的数学意义——相等。”
前者（某译论家）是译者先将equivalence肯定为“对等”之后再用奈达
的话来对汉语“对等”进行解释，而不是对英语equivalence进行解释。因此“‘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不是奈达的解释，是译者利用奈达的话对汉语“对等”的解释。
后者（笔者）才是奈达对英语equivalence的解释。
前者（某译论家）的翻译已经事先将equivalence肯定和翻译为了“对等”，奈达就equivalence的解释对正确理解equivalence就失去作用，相反对理解equivalence起负面作用——误解。前者不但误解了在此语境中的equivalence词义，而且曲解了汉语“对等”一词的词义：将“对等”错误地解释为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对等”即大体相等。
后者（笔者）的翻译是奈达对自己理论中的一个术语equivalence的定义和解释：“equivalence”不能理解为identity的数学意义——相等。他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因为无论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一碰到equivalence的第一反应就认为它的意义是identity的数学意义。实际上equivalence还有第二个词义，即贴近。贴近不是identity 的数学意义。“贴近”即“相当”。
前者（某译论家）的翻译产生出一种与原文不符的言外之意：“对等”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等同，数学意义上的等同是严格的对等，但可以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等同（翻译是人文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等同不是严格的对等，而是大体对等。我国译论界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许许多多的人被这句话的译文的言外之意所误导。他们认为Functional equivalence被译成“功能对等”是正确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对等”即“大体对等”，这儿的“功能对等”，即功能大体对等。笔者对这些译论家的思维逻辑不明白，因此反问一句：既然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对等”是“大体对等”，为什么不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Functional Equivalence译成“功能大体对等”呢？因为这样翻译肯定不会引起误解和争论，同时意义又没有改变（对等=大体对等）。为什么非得要将它译成“功能对等”而引起误解和争论呢？可是汉语词典中“对等”不管是在数学意义上还是人文科学意义上都是“相等”而不是“大体对等”呀！
需要注意的是，人文领域中有些东西确实不能对等，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然而语言学中有一条基本原理，即理解文字意义必须按照文字本身的意义去理解，不能按文字所指事物的实际去理解。比如说“对等条约”，这条约在签订时签字人一定认为是对等的，尽管它实际上可能不100%对等，但是其概念是对等的。读者读到此都是这样理解的。使用此词语的人也是这样理解才使用的。否则这条约就得改为“非对等条约”。文字只产生意义，文字不等于实际事物。比如说，汉语句子“他们是好人”中的“好”的词义就是“好”。但好人也有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好”的词义改变成“好中有坏”。
汉英两种语言中，“对等”、“完全对等”、“绝对对等”的本质意义是一样的，即“对等”，用上“完全”、“绝对”只是加强了语气而已。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精确词和模糊词之前都可以用上completely或exact（完全）这种顶级副词和形容词去修饰它们。精确词之前用上顶级副词或形容词之后，其意义不变，精确词仍然为精确词，只是语气加强了而已。然而模糊词之前加上顶级副词或形容词之后，其意义发生了质变，模糊词变成了精确词。请看下面例子：
completely unitary完全统一，entirely correct完全对，absolutely right绝对正确，exactly the same,完全相同，completely equivalent完全对等。完全统一依然是统一，完全对还是对，绝对正确仍然是正确，完全相同依旧是相同，完全对等仍然是对等。
可是：exactly alike→完全像→相同，exact resemblance——完全像→相同,completely equivalent→完全相当——相等或对等。
终上所述，Functional Equivalence不能理解和翻译为“功能对等”， 只能理解和翻译成“功能相当”或”“功能对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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