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通过了第678号决议，授权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是安理会朝着人道主义干涉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表明安理会对人道主义干涉性质的认定上有绝对权威。
紧接着的1991年第688号决议，认为伊拉克的行为造成的难民潮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安理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清楚地、明确地表示一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联系。
1992年针对索马里的第794号决议，使国内违反人权成为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根据。这是安理会第一次授权进行单独或集体的人道主义干涉，因此被认为是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有效的、关键的里程碑。
1994年关于海地的第940号决议，是安理会第一次根据宪章第四十二条为在一个国家恢复民主而授权使用武力。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纯粹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形式。
在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92年联大第46/182号决议。决议“第一次承认，在不存在对国际和平威胁的地方，为了减轻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目的，存在人道主义干涉的集体权利”。管该决议使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主权的重要和领土完整，但还是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他们担心这种理论会成为干涉他们国内事务的借口。
上述决议表明，安理会通过其实践，正在悄悄地使人道主义干涉的性质发生着变化。
（三）、上述决议的法律基础
仔细研究上述决议就会发现，安理会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基础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基于在这些国家发生的情况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即宪章第三十九条是安理会行动的法律基础。
第三十九条赋予安理会断定需要采取集体强制行动的情况是否存在的专属职责，并享有决定采取武力的或非武力的制裁措施的专属权力。根据该条款，只要存在“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安理会在断定有此种情况之一存在时，就可以启动宪章第七章的程序。
然而，何种情况构成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宪章中并没有对此断定的对象做任何定义或提供断定的指导原则。具体来讲，一个国家国内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宪章中并未作出规定的，往往取决于安理会的认定，而安理会的认定是相当灵活的。有人注意到的，在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没有人提出建议（宪章）当事国审查把一个政府对待其公民作为促成或导致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采取行动的议案。在上述决议中，安理会对一些国家国内对待其公民的作法认为是对国际和平的威胁。此定性一旦作出，安理会就可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强制行动。由于这种授权是根据宪章作出的，换句话说，这是宪章赋予安理会的权力，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经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就这样成为合法。安理会通过其实践证明，任何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是禁止的；但经过安理会的授权就是允许的。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安理会上述决议的法律基础没有提出质疑，但一些国家在政治上是有保留的。相当一些国家曾对此表示过疑虑。他们担心，在一些情况下，大国为了避免采取强制措施而对破坏或威胁和平的行为视而不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大国也可能为了采取强制行动而将某种情况定性为对国际和平的威胁。今天，他们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安理会通过其决议已扩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解释，并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渐改变着宪章。
安理会的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一、正是安理会的决议给人道主义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二、正是联合国通过安理会的决议把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发展成了比较规范的、大规模的国际行动，例如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以及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对某些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这或许证明安理会是能够面对半个世纪前其创始者规定的作用的。
然而，对安理会行使这方面权利最大的威胁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有人戏剧性地将其称为“悬在集体决策头上的达摩克勒斯剑”。所以在冷战期间，安理会几乎没有动用第七章的机会，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样的机会也就到来了。
还应注意的是，上述安理会决议并没有直接授权使用武力，而是用了较含糊的措辞“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这一措辞来自关于海湾战争的第688号决议第二段和关于索马里的第794号决议的第十段。“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实质是允许采取军事行动。安理会的实践已把它变成了使用武力的代名词。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的结论是：
1、人道主义干涉是《联合国宪章》中没有的概念，也从未成为国际法所确立的概念。一般认为它是由外部力量对目标国采取的不寻常的行动，通常是武力行动，目的是为了促进目标国实行某些人道主义价值和实践。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以后，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巨变，人道主义干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不使用武力原则。但这些原则都不是绝对的。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中也有关于保护人权的规定。根据宪章，任何国家为人道主义目的的单方的干涉是禁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标国的主权在当今国际社会的价值高于其居民免于遭受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屠杀的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直接对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提出了挑战。
3、冷战期间的干涉主要是单独的干涉，联合国难以达成一致，因此能够采取的行动十分有限。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获得了依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机会，并通过安理会决议的授权，给一些人道主义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4、由于宪章对何种情况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和破坏没有作出规定，近几年安理会的实践表明，它通过其决议在逐渐扩大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解释，并通过其实践在逐渐改变着宪章。
5、安理会的实践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社会中的频繁使用及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会从根本上带来国际法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
原文载于《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页1-29。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参见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1999年3月23日深夜下达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的行动时发表的声明。
an Brownli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Law and Civil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 John Norton Moore ed., 1974,p217.转引自BartramS.Brow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Kosovo: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t aCrossroad”, 41 William & Mary LawReview, 2000, Note 7, P.1687.
nthony Clark Arend & Robert J. Beck,International Law & the Use of force：Beyond the UNCharter Paradigm,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13.
见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82-483页。
参见Ellery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1921, p53. 转引自Ravi Mahalingam,“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with the Rights of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1 UCL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 1996, p228.
参见Lloyd N. Culter, “TheInternationalizaiton of Human Rights”,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0, p577-579.
ogesh K.Tyagi, “The Concep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visited”, 16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5, p885.
见王铁崖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83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66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06页。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07页。
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809页。
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819-820页。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41页。
这两个文件载于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1页和第13页。
参见W. Michael Reisman, “Sovereigntyand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8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0, p866, 873.
见《联合国宪章》序言。
见《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项。
见Michael L. Burton, “ Legalizing theSublegal: A Proposal for Codifying a Doctrine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Intervention”, 85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6, p.428.
见Anthony C. Arend & Robert J.Beck,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Force: Beyond the UN Charter Paradigm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33-134. 转引自Michael L. Burton, “ Legalizingthe Sublegal: A Proposal for Codifying a Doctrine of Unilateral HumanitarianIntervention”, 85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996, p.429.
同前注。
见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46页。
见Louis Henkin, “ Kosovo and the Law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 9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No.4, 1999, p825.
Louis Henkin, “Kosovo and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93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No.4, 1999, p825.
黎巴嫩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见Ellery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21,p63.转引自RaviMahalingam, “ The Copatibility of the Principles of Nonintervention with theRight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1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Affairs, 1996, p239.
见Ellery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1921, p340。.转引自Ravi Mahalingam, “The Copatibility of the Principles ofNonintervention with the Right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1 UCL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Foreign Affairs, 1996, p241
见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318页。
同前注，第319页。
同前注，第319页。
同前注，第319页。
见Louis Henkin, Use of Force: Law andU.S. Policy, in Rights v. Mig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p37,p41-42, 1991.转引自Dr. KlitonW. Alexander, “Nato’s Intervention in Kosovo: The Legal Case for ViolatingYugoslavia’s Sovereignty in the Absence of Security Council Approval”, 22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0, p.414.
见Eleanor C. McDowell, IntroductoryNot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and Draft Resolutions Concerningthe Operation to Rescue Hijacked Hostages at the Entebbe Airport”, 15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976,p1224.
见Michael J. Mattler, “The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Wars and International Wars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s”,26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1994, p662.
见联合国文件：U.N. Doc. S/INF15 (1960).
见Kenneth Regensburg, “ Refugee LawReconsidered: Reconciling Humanitarian Objectives with the ProtectionistAgenda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29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6, p.250.
见Christopher C. Joyner, “ The UnitedStates Action in Grenada: Reflections on the Lawfulness of Invasion”, 7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84, p.141.
见Marian Nash Leich, “ Use of Force”, 84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0, p.548.
见Louis Henkin, “The Invasion ofPanama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Gross Violation”, 29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1991, p.295.
见Natalino Ronzitti, Rescuing NationalsAbroad Through Military Coercion and Intervention on Grounds of Humanity, 1985,p.96.
见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New York: BasicBooks, 1977, p.105-107.
见Thomas Frank & Nigel Rodley, “After Bangladesh: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u Military Force”, 6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73, p.275,297-305. 在这篇文章中Frank and Rodley 认为，美西战争作为单方干涉的先例是有疑问的，除这场战争外，印度在东巴基斯坦的干涉也不能认为是所谓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见该文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