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著作方面，中国古人也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如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国第一部药物学著作，共收录各种药物365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农书；公元659年唐朝政府组织苏敬等人修成的《新修本草》则收录了844种药，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宋元时期王祯的《农书》；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药物1892种，医方11096首，插图1162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中国的药学成就，它不仅对中国医药学和自然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朝徐光启（如图35所示）编撰的《农政全书》，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如图36所示）所著的《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等等。
徐光启（1562 ～1633），明代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明朝大学士。
图35、徐光启及《农政全书》 图36、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像
中国的农业文明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它还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份，如“丝绸之路”的繁荣等。在山西博物院馆藏的骑驼陶俑（如图37所示）就反映了当时商业繁荣的盛况。这坐陶俑于1980年在山西省太原市斛律彻墓出土，陶俑高45.5厘米，陶俑中的骆驼高大健壮，双峰间驮着装满丝绸、珍宝之类的沉重皮囊，皮囊上坐着正在持饼进食的胡商。该俑是中亚或西亚商人劳碌奔波于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中世纪的中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丰富的物产，吸引了无数胡商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沙漠之舟” 骆驼，以其默默无声的千年负载，成为“丝绸之路”当之无愧的象征。胡商以这种特殊的运载工具，背负宝石、香料、玛瑙等而来，又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而归，异域的礼俗、宗教和文化也随之纷至沓来，胡风礼俗、胡乐歌舞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他们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了特殊贡献，并播下了友谊火种。
徐光启编著的大型综合性农书。 21
图37、隋开皇十七年（597年），骑驼陶俑
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农耕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成分是多元化的，从纵的方面讲，它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份；从横的方面讲，它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在古代中国，海洋贸易仅仅是农耕经济一种补充形式而已。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类型是农耕、游耕与游牧。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分为三个文化类型：即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和中原定居农业文化，其中中原定居农业文化是核心，而以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的南方山地民族形成的游耕文化则决定了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既有长期的对垒，也有相互的融合。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常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在对垒的同时，两种民族也在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形成了中华文化。在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魏晋（222～420年）时期北方牧民牧畜图壁画砖（如图38所示）描绘了河西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在荒原上放牧的情景。这块壁画砖于1972年嘉峪关市新城第五号墓出土，该砖长35厘米，宽17.3厘米，画面为一个身着窄袖短袍的边境牧民，正守护着一群羊和马，畜群悠闲游走，自由自在。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中段交通要冲，又是小月氏、鲜卑、氐等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草原广袤，牧草丰盛，畜牧业发达，这幅畜牧图形象地再现了“河西畜牧为天下饶”的景象，同时也是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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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魏晋（222～420年）时期北方牧民写真壁画砖
中国的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二是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包容百家学说和不同地区的文化，而且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三是农耕经济的早熟促进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和早熟性。
中国古代的农民通过几千年的农耕生产实践总结出“天时、地利、人和”思想用以指导农业生产，这种思想被整个社会接受后就发展成为一种做事成功的“哲学”。“天”是指天气、气候，“地”就是指“土地”，古人讲的“天”和“地”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自然，而“天”讲究“时”，“时”就是时刻、时令、时机、有常、有变；“地”讲究“利”，“利”就是土地的各个组成要素（如光照、温度、水份、土壤、地形、动植物等）的和谐统一，就是一种平衡，但平衡不是一种平均。古人讲“天时、地利”就是要人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顺应规律，利用好大自然的规律为我所用，以达到某种目的，这是一种朴素的辨证唯物主义，然而古人看到：要想实现“天时、地利”则必须通过“人和”来实现，也就是说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最终必须落实到“人”上，必须有人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主动参与，有“人和”才能最终利用好“天时、地利”进而实现目标，这就是古人做事时常常谈到“天时、地利、人和”三才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想要做成某件事情时必须要考虑的要件。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它们的思想来源都是农业文明：“天”是天气、气候，它来源于农业；“地”是土地，这也来源于农业；“人”更是如此，农民通过“看天、看地”、遵循24节气的农时，才能最终实现耕耘大地、收获农畜产品的目标。在这里我们看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天时、地利”条件怎么优越，如果没有“人和”、没有人的积极主动参与，那么“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只能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禀赋资源存在，我们只能作为局外人去旁观、去欣赏，“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就不会最终转化为为人类造福的生产力，这就是农业文明带给我们思想方面的启迪，这种启迪从本质上是一种“天人合一”思想，人即是自然，自然即是人，人尊重、敬重大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身，人类如果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如水资源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三废污染、大气酸雨污染、臭氧空洞等等将会造成人员的伤亡）则“人和”将不复存在，如此下去“天时、地利”也会毁坏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这是我们现代人从中国古人的“三才”思想中获得的启示，这种启示往往是通过血淋淋的残酷现实带来的。
中国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统一；不象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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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远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在四川省成都博物院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就是商末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这件金饰于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它重20克，尺寸为：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整器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4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首足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太阳神鸟图案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而且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如图39所示）
图39、商后期（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太阳神鸟金饰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才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作为明确命题，则是由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最先提出来的。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时期，那时的人们主张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人关系就是神人关系；庄子提出了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合理性；《易传?文言》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主张“人副天数”；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张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实际上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②、古希腊农业文明
希腊半岛是欧洲农业文明的开端之地。该岛三面环海，总面积约64750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河北省的1／3。半岛境内80％是山地，纵横的山岭之间与沿海岸地带有许多小河流域及众多适合农业生产的山间和沿海小平原，较大的平原有北部的贴撒利、中部的彼奥提亚和阿提卡、南部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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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埃利斯等。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约公元前4000年）希腊出现了农业文化，其农作物与家畜饲养的品种与西亚地区一致，随后，农业文明缓缓向欧洲内陆推进。约公元前3000年末，在与希腊半岛隔海相望的克里特岛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国家，它们位于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利亚、卡多一萨克罗几个地方，克里特人已经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匠人能够制作青铜器、金器、陶器，宫廷墙壁上的彩绘也十分精美。此外，克里特岛出土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字——线形文字A。这一切表明克里特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所以他们创造的文明被称作克里特文明。
约公元前2000年初，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人首次进入希腊半岛北部，史书中称亚该亚人。他们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期进一步南下，逐步在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起一系列王国，如迈锡尼、提林斯、派罗斯、斯巴达等，并在原来土著居民所发明的文字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线形文字B。部分亚该亚人还越海占领克里特岛，摧毁了早期克里特王国，在岛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这样便形成了著名的迈锡尼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12—11世纪，希腊半岛北部的多利亚人南下，横扫希腊半岛，并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希腊）大部分地区和克里特等海岛，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多利亚人入侵后，希腊居民的分布状况基本固定下来，有文字记载的希腊农业文明的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创造的。这段历史一直延伸到公元前31年。
多利亚人入侵之后，希腊进入铁器时代，农耕技术已经成形，并向西欧传播，直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整个欧洲的农耕技术没有质的飞跃，农业工具全部是木制、石制青铜和铁制的手工工具，没有任何机械。由于古代欧洲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始终是在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进行的，技术的进步只能在工具式样的不断完善上下工夫，所以进步的范围已被工具的效率束缚死了，古代经济的发展只能以一种渐进式的、缓慢的加速度进行，经常需要几百年、上千年才能显现出某种变化来。这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农业文明的基本特征。
古希腊人不仅工具简陋，农耕技术也很原始。他们不懂得施肥，仅靠休耕保持土壤的肥力。通常头一年收获后翻耕一次农田，然后闲置土地一年。由于工具和技术低下，致使古代农民至少需要两公顷土地才能够养家糊口。在山水阻隔、耕地有限的希腊，人们比大河流域地区的居民更多地受到人口与耕地之间固定比率的制约，因而古希腊比其他地区的居民更早、更全面地提出节制生育、晚婚晚育的理论，也比其他地区更频繁地“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上新疆”，也就是向希腊半岛以外移民。从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古希腊的移民定居地广泛散布到黑海、小亚细亚的西海岸、爱琴海沿岸、北非、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东部、西班牙沿岸，甚至远至大西洋沿岸。用公元前4世纪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的话说：“从费西斯到赫拉克勒斯柱（直布罗陀海峡），我们居于大地之一隅，傍海而生，有如蚁蛙之于池塘。” 由于以农业为主业，土地是各种财产之首，其重要性在希腊各国政治中深刻地反映出来。所有希腊城邦都把土地所有权看做是公民专有的权利，有些国家选拔公民权与是否保有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公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依托，也因此失去了分享政权的可能。在雅典，专门以地产收入的多少划分公民的不同等级，决定公民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希腊各邦中的政治集体或公民集体同土地所有者集体是一回事。
为了确保土地所有权的稳定，避免动摇国本，有些古希腊国家甚至抑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但由于私有制发展的规律，一部分地产主占有土地面积的扩大，在土地总量没有增加的条件下，仍然要以牺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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