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汇编
限制\人肉搜索\引热议
浙江省人大正在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
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被认为是立法禁止“人肉搜索”，引起舆论热议。
应怎么看待“人肉搜索”呢？在中国的当下，“人肉搜索”有着公民表达、公民监督的特殊意义，比如之前周久耕局长的香烟门。但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对“人肉搜索”应有理性的认识，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是原则，公布、传播个人信息是例外，且应当有法律依据。所以目前立法的目的在于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而不应一味鼓励“人肉搜索”。
事实上，出于公民监督公权的目的，搜集、公布涉及“社会公益”的官员或公共事务的一些信息，与上述“人肉”公民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区别在立法中应有所体现。 立法上的模糊，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同时在施行中更容易被权力所左右，可能关住了网络民声的“减压阀”。立法者保护个人信息的良好初衷，容易被公众误解为打压网络舆论。
“人肉搜索”只是当前公民监督公权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制度性建设。其实，有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官员的财产公开、财政支出公开，假如普通老百姓能从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查到局长买一支笔花了多少钱，“人肉搜索”还有什么意义？
人肉搜索导致肇事人的姓名，身份，家庭地址等个人资料被广泛公布。因其侵犯隐私权，而常与所在国的法律相抵触，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有时也是法律过于落后，民众自力救济的现象。人肉搜索的发动和参与者通常都是网络上的愤青，他们看见令人愤怒，生气的事就会头脑发热，打抱不平，而失去了理智。导致以上多起人肉搜索案件发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无论是”铜须门\也好，\王菲事件\也好，这些在他们看似正义的行为往往是非正义的，他们的行为给人肉搜索的受害者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失去工作、遭受指责。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这些愤青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想想，假如你是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人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的感受是什么？？这种“类民众监督”的确利弊难取舍。从监督手段来看，“人肉搜索”确实是让公众公司、公众人物走向更透明、更多人监督的一个过程。官方监督与民众监督通过网络的信息反馈从而得到互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共促监督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毕竟群体攻击的“度”很难把握，这也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课题。
NBA们能否“一刀切”？
一场“汉字保卫战”，正在央视等主流媒体上展开。从体育界的NBA、F1、CBA，到经济界的CPI、GDP、WTO，这些英文缩略词都被列入“黑名单”，由播音员、配音员、字幕员负责“屏蔽”，并改译为中文全称。
这类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常用缩写，真的能被全面清理整顿、不留一丝痕迹吗？恐怕很难。 语言学有多种天然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机制”。也就是说，语言是最“吝啬”的，能说两个字的，一般不说四个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将多音节词简化为更少音节的词。比如，极少人说“超级市场”而只说“超市”，不说“智力商数”而只说“智商”。口语更是如此，如“打的”，既是翻译，又是简称。
显然，被简化的词往往更有活力，而且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比汉语，英语更为“吝啬”，一般只用首字母来缩略全名。要写全被精简的英文缩略词，必然会打破固有的语言机制，反使语言趋于复杂化，使沟通变得困难。
有人说，这种“清理门户”的做法是为了保证汉语的纯洁性。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未免过于保守，因为汉语本身便有极强的兼容性——有时它不露痕迹地同化外来词，如“可乐”就成了碳酸饮料的总称，不论它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有时它还可以完美地中英混搭，比如“B超”就比译成“二型超声波扫描”要方便得多。
话说回来，就算要“屏蔽”GDP、NBA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文缩写，那也不必矫枉过正，而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将其巧译成中文缩略词，而不是机械式地翻译为冗长的全称。这也许是更积极的汉化手段，更高一筹的英汉互通。
相信汉语的强大和兼容并包，让外来语言假以时日去适应和演变，而不是一刀切地规避、肃清，这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犀利哥“弱者成名”的反思
媒体在热炒“犀利哥”——曾经流浪街头的眼神犀利的男子。“犀利哥”被媒体热炒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犀利哥”找到了家人，回了老家，当地政府给他办理了农村低保一卡通和新农合医疗卡。经过家人的精心照顾和社会的帮助，“犀利哥”的身心健康有了好转。
可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尽管“犀利哥”已经剃了胡子、剪了长发、脱了奇装，回归家庭，社会对他的关注却没有降低：某网游添加了“犀利哥”套装，某商家注册了同名商标，更有甚者要将其拍成电影搬上银幕使之家喻户晓。
面对“犀利哥”为何走红的追问，众说纷纭，大多归之为审丑之心、赏怪之态、猎奇之好、窥私之瘾。有的干脆批评追捧一个乞丐，是“网友的冷酷、低俗和麻木”，并将其定位为“八卦盛宴”。“犀利哥”走红，是不是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事件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不难看到，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时下人们更多地关心或谈论胜者、强者、成功者。“财富名人榜”、“影响力排行榜”，成为不少人仰慕和追捧的对象，就是例证。
与此同时，弱者、无权、无势、无名的人常常被冷落，有的甚至成为职业流浪者。这给困难群体造成了很大的“体面创伤”和精神压力。他们也有个性要表达，有情绪要释放，有焦虑要化解，他们基本的人的尊严，也应该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因此，我们在关注困难群体的时候，应该从善良的角度出发，给予关怀，而不是以低俗的心态，打造“弱者成名”的舞台，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犀利哥”是一个人，但又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人，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犀利哥”等社会困难人群看成是“乌合之众”，或讽刺挖苦，或调侃戏谑，甚至恶搞、羞辱，伤害的将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曾经有梦想但屡遭挫折的困难群体。
如何看待“犀利哥走红”现象，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可是，由此引发的审美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特别是，在怎样帮扶弱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无论如何要率先达成一致。惟有如此，整个社会才会良性发展。我们在同情和救助弱者的同时，还要倡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健康向上的氛围、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理解、关心、爱护困难群体的好氛围。
六旬老太抓贼伤贼需多重反思
一名男青年在南京迈皋桥老街一水果店摸走了钱盒里的100多元钱，年过六旬的刘老太发现后，提刀追出百多米，截住男青年，要回了被偷的钱。但随后，刘老太竟用甘蔗刀对男青年头上连砍三刀。（4月17日《扬子晚报》）
小偷，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多，或因盗窃数额有限，只受到治安处罚。被刘老太砍伤的小偷就对记者毫无愧疚地说：“我没有抢钱，我就是偷钱。抢劫是刑事犯罪，我偷的钱不多，顶多就是治安处罚。”估计刘老太的“冲动”后果比“深谙法律”的小偷要严重得多。的确，私权越位不可取，除正当防卫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私刑。
出于对小偷的憎恨，许多人都抱有“小偷该打，打死活该”这样的观念。对小偷采取剥衣、挂牌示众等过激行为，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打死（伤）小偷的事件也多次发生。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抓到小偷应该报警，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刘老太砍伤小偷，实际上是以一种犯罪对付另一种犯罪。
毋庸置疑，刘老太挥刀砍伤小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法律观念的薄弱。但是，我们不能把棒子全部打到刘老太和普通百姓身上。小偷如此猖獗、嚣张，是不是与法律对小偷处罚力度过弱从而引起公众面对小偷时情绪失控的原因有关呢？相关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就此加以反思呢？
拾荒老人捐款10万元,让谁汗颜?
2010年4月13日下午，江苏盐城一位常年捡破烂的83岁的老人张忠泉，来到盐城市慈善会把自己多年来主要靠捡破烂积蓄下来的10万元捐给慈善会，并再三要求“这笔款子要用于救灾”。就在去捐款的路上，老人还陆续捡了3个他人丢弃的塑料瓶，让人感动。捐赠协议签订后，慈善会向张忠泉老人发捐赠证书时，老人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要(捐赠证书)。我只希望我能够帮助受灾的人，只想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4月15日《扬子晚报》)
突如其来的玉树7.1级大地震，不仅震碎了桥梁，震塌了房屋，更震痛了一颗颗心灵。一个83岁老人靠拾荒，无自己的住房，然而，为了灾区需要帮助的人，毅然捐出10万元，这种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让每位有良知的人感动，值得我们学习，耄耋老人的善举，让人看到一份暖暖的真情和一颗赤诚真挚的博爱之心，而这样的善举应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无独有偶，去年11月，河北石家庄遭遇史上罕见持续强暴雪天气，当年逾古稀的陈广生老人看到雪后许多困难群众正遭受严寒侵袭时，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10万元。同样都是十万块钱，这种真情和爱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的光辉，更让我们实实在在领略了患难见真情的真谛。
“张忠泉老人一生积善行德，经常把有限的积蓄捐赠给希望工程、残疾人和一些要帮助的人”，可见为灾区捐款一事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老人平时善举的延续。为了积攒这10万元钱，老人没买过衣服，现在身上的衣服、手套、鞋子都是捡来的，吃的也很简单，只要不饿就行，但老人帮助灾区的心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大手笔，当我们看到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爱心的笑容，听到他不求回报的叮咛嘱咐，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尊重，老人的义举，不知让多数人汗颜？张忠泉老人捐给灾区最大的不是十万元，而是无价的爱心和关怀。
相比之下，可再想想那些贪官富豪，看看大腕明星们的表现，光说不做，除了感动，还有什么呢？“留下精神，教育下一代”，这才是老人捐款的真正目的。老人捐的不是钱，是精神，一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笔者希望，老人捐款的义举，唤醒的不止是同情心和人性本初的善良。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就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为了灾区，为了灾区同胞，还有那些废墟下孩子们，大家都伸出援手献出爱心。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肯定不比老人家差，虽然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但只要稍微节约一点，哪怕就是10块钱，表达我们的爱心，帮帮我们的同胞！让我们一起为这些灾区的人们祈祷的同时，带着老人的感召把我们的关爱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希望灾区早日重建自己的家园，让玉树可爱的孩子们和他们的亲人尽快绝处逢生，让美丽的玉树重新焕发生机。
从李源潮提出的“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说起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为机关干部讲党课时要求中组部干部“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有苦劳的时候不计较、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笔者认为，“不伸手不计较不抱怨”体现出三层意思：
不伸手，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耐得住诱惑。组织工作岗位特殊、职责重大，常常被人高看一眼、多看一眼，组工干部更容易成为一些人拉拢腐蚀和“公关”的对象，面临的诱惑和考验更多。如果放松自我要求，就更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成为权钱色的俘虏，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更坏的影响。不伸手，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必须时刻加强品行修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磨炼自我，培养清廉至上的为政境界，节制不良欲望，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谨慎从事、不乱伸手。
不计较，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忍得住寂寞。人皆有进取之心。组工干部作为“管党员的党员、管干部的干部”，看干部的升迁去留看得更多一些，内心有时难免会有一些冲击震荡。如果想得过多、看得过重，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行为失范。不计较，就是要求组工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把名利看得淡些，让心灵更超脱些，在个人进退得失上不计较、不攀比，经受住名誉和地位的考验；要克服浮躁心理，发扬乐为人梯、甘作“嫁衣”的奉献精神，见贤思齐、举贤荐能，当好党员、干部、人才的“铺路石”。
不抱怨，就是要求干部要更加顶得住挫折。组织工作任务多、要求高、标准严，加班加点、连轴转是“家常饭”，没有战胜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坚强的心理素质，很难走得更远。不抱怨，就是要求组工干部增强事业心、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论面临的问题多么复杂、矛盾多么尖锐，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做到挫折面前不气馁，挑战面前不退缩，困难面前不低头，不达目的不罢休；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把奉献党和人民事业作为至上荣誉和最大快乐，竭尽全力地履职尽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和业绩让群众对工作满意，对组工干部服气。
建筑短命，谁在作怪
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城乡住房和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漏出这一消息。
作为对比，在一些发达国家，像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而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反观我国，有大量建筑，甚至是地标性建筑，投入使用仅仅10多年，按照设计寿命，尚处在幼年期，就被拆除。 细细分析，我国建筑平均寿命低，无外乎几个原因：建筑质量较低，规划滞后或规划管理条例缺乏监督实施，更重要的也许是，重视GDP数字、忽略社会财富的考核模式的误区。
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建筑质量问题给政府敲响警钟。去年6月，上海闵行区一幢13层在建商品楼，楼体整体倒塌，引起业界巨大震动。对此，政府已号召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
规划不严肃，“朝规夕改”，也导致短命建筑大量出现。规划先行、适度超前，是常识。可时下不少地方规划，只管个三五年，很难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制定规划后，也不能严格执行，“领导意志”凌驾于规划的法律效力之上。今天这里建个生活区，明天就改成商务区，建筑怎能长寿？
短命建筑，更折射了当前我国发展模式的弊端。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
米新建面积，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30年；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既产生数以亿吨的建筑垃圾，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同时又造成了极大浪费。
当前，科学发展观虽然成为全党、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落实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上，还有一段距离。眼下的经济发展，过于追求发展速度，对各级政府、干部的考核，仍然是强调GDP；片面使用GDP这个“流量指标”，忽视了资产存量和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形象地说，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计算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
西方一些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较快，人民仍然有较多的实际享受。而目前，我们的情况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财富损失得也快，不少决策者缺乏财富积累的观念——这必须尽快予以纠正。作为执政者，一级地方政府，不能等同于普通商人，更不能把自己看作“城市CEO”，简单的算经济账，追求在大拆大建中产生的GDP，而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除了关注GDP数字的增长，更要关注为社会创造了什么财富，为后人留下了多少财富。
7.官员复出不能离开公众视线
干部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4月1日《新京报》）
近几年来，官员复出问题，一直是媒体热炒对象，而且有关“问责官员”闪电复出的事件，媒体往往都是第一个曝光者。
作为新闻单位，具有信息敏感，属于正常情况，但媒体再敏感，得到消息的时间，也只能在官员复出既成事实之后，而此前的操作，媒体就无从知晓了。而对于这种无从知晓的操作程序，人们习惯上就叫暗箱操作。
也就是说，有关“问责官员”复出的问题，始终缺少一个畅达公众的渠道，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此被粗暴闲置。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四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要严格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
作为官员复出的新办法，其效能不能只停留在改变媒体冲锋在前状况，以及打消民意担忧等表层问题上面，还应解决舆论纠结的“无痛”复出难题。
在现实中，任何将“问责官员”一棒子“打死”的做法，都是不理性的。如果有能力，如果工作需要，那么在“问责”期满之后，完全可以复出。但一个对于“问责”没有深刻认识，不能及时反思自己，由此复出的官员，就将成为“问题官员”，将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新的麻烦和危机。
出现问题了，被问责了，只要捱过一年或者两年时间，就能顺利复出，不但不符合新办法的精神，也无法向公众交代，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就要制定相应的措施，严肃对待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公众提出的问题，要进行切实的调查，在使公众最大程度地享受政治权利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阳光操作。
官话禁忌林立，真话稀缺
日前，湖南省双牌县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大会发言因涉及当地招商项目使当地的县委书记郑柏顺不高兴，由此被迅速停职。当地人称，书记生气的原因或是因为胡佐军发言调子过高，讲话口气像书记。一位委员称“发言都会遭受处分，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啊！”
胡佐军因言惹祸，并不是因为他讲了别人不敢讲的真话，而是他的发言犯了官场的禁忌。说实话，被有些人认为的很有水平，既指出存在问题又提出建议的发言，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些相对来说更加华丽的官话而已，真的上升不到“真话难讲”的高度。之所以他的发言惹怒了县委书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发言内容是该县县委正在实施、确定实施和准备实施的决策部署，这些内容不应作为个人发言，而应由县委书记在全县更高规格的会议上以重要指示的形式发表出来，受到“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赞誉和会后认真学习领会的待遇，现如今被一个身为县委办副主任的下级提前披露出来，县委书记岂有不恼怒之理？
事件中的不少细节都可以印证这一结论，比如说胡佐军被停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有政治野心，个人英雄主义膨胀”，这样定性的言外之意是，既然你讲的内容都是县委领导即将做出的决策部署，你就不能提前把它披露出来。看
看当事人发言的内容，比如说“只要我们立足县情实际，加快打造、放大、培育自身比较优势，人口小县也能招大商，传统林区县也能变成新兴工业县，双牌也能迎来工业发展的春天”、“大干快上重大项目，打造工业招商的三大平台优势；强力开展整合利用，放大工业招商的三大资源优势；努力创新工作方式，凸显工业招商的三大效能优势”，只要熟悉当下公文写作套路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语言应该由谁在什么样的场合说出。
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膨胀。在县委书记没有生气之前，这份发言材料经过了严格的把关，而且被普遍认为是一份非常好的发言材料。按照该县政协一位副主席的说法，之所以确定这一发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今年是县委提出的项目招商年，我们觉得政协在这方面应该多建言献策，当时就提出由一名委员来作一个招商引资的发言。考虑到胡佐军既是政协委员，又是县委办负责材料的副主任，所以在县政协常委会议上，大家一致推荐了他。”
由此看见，这份发言材料的整个产生过程，也是刻意迎合领导的结果，可是当事人最大的失误就在于，迎合领导的发言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领导将来指示的高度，由于对官话言说分寸的禁忌没有很好把握，以至于弄巧成拙。要知道，即便是在不少外人看来全部都是“正确的废话”的官话，在讲的过程也有很多的禁忌。像县委办副主任这样的下级只能是表达一点不成熟的看法，然后县委书记的讲话才能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定论，这样的言说顺序是官话最基本的原则，不容篡改。
想想真的挺可怕，即便一个刻意阿谀奉承领导即将做出的战略决策的发言，也要受到这么多禁忌限制，可见在官场中说话有多么难。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说到什么程度都要受到什么限制，可想而知，要是不说官话说真话该有多么难。
“50%奢侈品消费系送礼”戳穿炫富泡沫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达到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不过媒体发布这个报告时还透露了另一个机构的报告，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由“送礼需求”构成。也就是说，中国人50%的奢侈品消费不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送礼，为了取悦别人。
奢侈品大礼送给谁呢？当然是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的人，烧钱买奢侈品送礼者非常理性，这是一种很划算的投资，他们能通过送奢侈品从掌权者那里取得十倍百倍的回报。巧的是，同日《瞭望东方周刊》的另一则报道从另一角度印证了“50%奢侈品消费系送礼”的数据，报道以文强的赃物为线索，称特供官员奢侈品形成一条产业链，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几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
中国已成奢侈品第二大消费国，消费着奢侈品的不是富人，而是权力；买奢侈品的不是消费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的从来不用花钱买；影响世界奢侈品市场的不是那些腰缠万贯的中国富豪，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权力。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权力，我们的衣食住行，不再凭票证供给，而由市场供应；我们的多数日常需求，不再看权力的脸色，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然而因为市场化的不彻底，或者伪市场化大行其道，社会许多重要的资源分配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依靠权力分配，小到孩子上重点学校，大到土地的审批，还有财政的分配、项目的许可、行业的准入、利益的调整等等，仍垄断于缺乏监督的权力手中。由于很多地方法律形同虚设，决定着资源分配的不是法律和规范，而是官员个人的偏好，官员大笔一挥就是数千万上亿的项目资金，随便一个眼色就能让一个企业消失或让一个企业日进斗金。这种权力架构下，一切都会围着权力转，大家都是权力的婢女。
由于权力的绝对地位，不仅是奢侈品，这个社会中所有最好、最昂贵的东西，首先都会拿去满足和孝敬权力。顶级的盛宴，顶级的跑车，顶级珠宝，顶级香烟，顶级豪宅，顶级出国旅游线路，顶级酒店总统套房，消费这些东西的人，可能都不是最有钱的人。一个资源由市场调节的社会，与消费对应着的应该是财富，奢侈品的消费者应该是富人才对。
为了迎合这种权力消费需求，取悦特权者炫耀权力的偏好，社会甚至已经形成一种畸形的奢侈品生产机制。无论什么东西，都能整出奢侈品的样子来。粽子本是平常物，可商家偏偏能设计出豪华包装的天价粽子。月饼算什么呢，可每到中秋动辄上万的天价月饼都会横空出世。还有天价香烟、天价手表、天价汤圆、天价书等等。天价的标签，是为了送礼的方便，也是为取悦权力的审美。一个朋友说，亲眼见过一个人用暴发户的口气对一顶级奢侈品的店员说：你这东西有价签吗？店员说没有。那人说：没价签，人家怎么知道我送这东西多少钱？
有多少“株连”可以重来
山东聊城东昌府区政府采用“株连”公职人员的手段，促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陈庄村柳园街道陈庄村四十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没有签订拆迁协议而遭政府通知要“开除公职”。目前，村民已集体委托律师维权，据律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