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粟裕当时还是红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任第28团某连政治指导员。粟裕就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因为井冈山地域狭小，资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争，朱德出击赣南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当时，在他们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下的时候，陈毅出来做调和
工作。陈毅认为，朱、毛各有道理，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确是难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敌人还在搞经济封锁，如不分兵远行打游击，很难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将陷入困境。
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当时还没有想到建立广大的苏区，本想引开敌军后再回来，结果一去不回。因为，一出去就发现了赣南、闽西这块更好的根据地。这说明，朱德当时坚持出击赣南打游击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也欣然采纳了此意见，与朱德合力开发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而闽西就包括古田。
但从井冈山出击后的红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刚刚下山后的红四军非常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共产党组织、无革命群众的地方，红军处境十分被动。那真是红军最困苦的一个时期。
困境导致争论。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大家觉得第28团、第31团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带一部分力量，毛泽东带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集权、分权之争，起因就是由分兵开始的。后来的罗福嶂会议有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分兵”。
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这个改编就是为分兵作出的组织准备。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合编，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二纵队由第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 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
一起目标太大。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4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
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当时，政治部的权力很大，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筹款都由政治部分配，这在当时是重大的资源分配权。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
在一次前委会上，刘安恭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里都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统统废除”。刘安恭的这种态度是毛泽东最为反对的，就是“言必称希腊”。毛泽东忍不住回应：“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历来主张这一点。刘安恭听了很不高兴，打断毛泽东的话说：“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你这里老改，改马克思列宁的话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