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七大，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但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扩大化了。
据当时主持红四军七大的陈毅回忆，他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也批，朱德也批，刘安恭也批，凡是参与争论的当事人，他全批。当然，批的分量不一样。陈毅批毛泽东最多，列了“七条错误”，包括个人专权、家长制……批朱德只有两条，相对比较缓和。最后，会议代表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很多，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建议对朱、毛都给予处分。会议最后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毛、朱二人虽然被选进前委，但在前委书记的选举中双双落选，陈毅被推选为前委书记。陈毅虽然不想当这个书记，想让给别人来当，但毕竟与会代表选了他，他也只好当了书记。
前委书记落选成为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罢免的事件。毛泽东一生有好几次被罢免的经历：1927年，带队伍上井冈山后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在赣南会议上被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书记和红一方面军军委临时前委书记;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红军总政委职务。这几次被罢免、被撤职，都是上级的处理决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职。唯有七大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说：“我的力量来源于基层，我的力量来源于群众，我的力量来源于士兵，就是来源于下面，结果这次被下面颠覆了。”七大开完后，毛泽东病了，到蛟洋养病去了。
七大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这期间，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红四军的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方向、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凡事都进行民主讨论，无法决断更没有结果，会议开得很乱，“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后来，红四军打下福建上杭，组织召开八大。朱德也觉得这样搞下去不行，会前与部分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工作。毛泽东复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和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陈毅主义”，后来，毛泽东也承认当时的措辞是有些过分的。但当时的毛泽东坚持要辩出个道理是非，认为陈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谓“七条错误”，都是从个人伦理上考虑的，没有从政治原则上考虑。
此时陈毅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陈毅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历史和党内争论。当时担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鉴于陈毅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周恩来负责召集有关人员，专门讨论解决红四军内部矛盾和红四军发展方向的问题。
周恩来在催生古田会议精神中的“非凡”作用
这时候——就在红四军八大召开之后、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走入其中。我们今天讲周恩来的非凡作用，为什么用“非凡”两个字?
是因为回看那段历史，周恩来真是不简单。在历史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一定不要忽视了周恩来的军事地位，因为，最早“摸到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就组织、筹建了中共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接触军事、最早组织“抓枪杆子”的。而且，周恩来还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更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我们今天常说，为什么周恩来在认识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时候，眼光独到、措施老辣?这与周恩来多年的军事实践紧密相关。
讲到周恩来的非凡作用，就不能不提他与陈毅、朱德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与陈毅是老朋友，两人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时，陈毅的职务还是周恩来委派的。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党内存在的矛盾时，提出过两点建议：第一，中央如能另行委派，朱、毛都可离开;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因军长无人替代。毛先走可减少矛盾。
而周恩来与朱德的关系更不一般。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又是朱德的直接领导者，两人关系十分亲近。而且，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曾激烈反
对自己亲自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没有深入接触过，而与陈毅、朱德却交情弥深。 在这样的情况下，试问如果你是当年的周恩来，该作何处理? 今天来看，真可以用“非凡”二字来形容周恩来当时的决策。对朱、毛之争，周恩来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朱、毛分歧的时候不是采取“改组”、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强调要支持红四军前委的领导，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周恩来讲，关于集权与分权的争论，朱德和陈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军队只有集权，才能行动敏捷、步调一致、便于行军作战。他还批评陈毅：“去年湘南的溃败，就是你们不集权，光让群众讨论。第29团都是湘南部队，要到湘南，说去就去了，结果全部溃散。作战必须集权，你们是不对的。”
所以说，周恩来的历史地位和决策威信之所以高，是因为其思想与言行早已超越了个人情感、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是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起来的，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后来，在妥善处理红四军党内矛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来信”，也是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做工作的结果，最终把陈毅的思想转了过来。周恩来还特别赞成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周恩来说，“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时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出了不仅属于闽西，更属于全国的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
验”。这是当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最终，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周恩来还在比较了朱德、陈毅和毛泽东各自的情况后说，“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还专门嘱咐陈毅，回去后一定要请毛泽东复职。要知道，当时的周恩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能力很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周恩来、李立三，而周恩来的态度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央的态度。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10月，陈毅返回红四军，于10月22日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意见，并决定请毛泽东复职。此时，距古田会议召开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的刘安恭，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了。刘安恭这个人虽有错误、有缺点，但客观地说，他也是个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只是他始终觉得他那套是对的。
1929年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将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陈毅在信中写道：“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们两个人都要求你回来。”
毛泽东后来回到了红四军，回到了长汀，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自此，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此文下篇将刊登于《国防参考》第22期，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