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陈毅是反对刘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别看不上刘安恭。陈毅后来到上海向周恩来报告时讲，以刘安恭的身份，开始大家对他还相当信任，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特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在红四军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处极密，彼此长短都知道，外边初来的人，至少同志们不知道他的短处，同时也没有什么成见横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没想到的是，刘安恭来后却激化了矛盾。陈毅说，本来就想让刘安恭当个副营长，可最后却让刘安恭当了纵队司令员，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队司令员就是刘安恭。
客观上说，当时的刘安恭，在朱、毛之间的分歧问题上起到了负面“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一场党内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
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从后来的一个历史细节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三打龙岩”，会议竟然没通知毛泽东参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由此可见，刘安恭来了以后，文件不让毛泽东联署了，开会不让毛泽东参加了，这种组织隔离的措施必然使毛泽东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直接导致党内的斗争进一步升温。本来，大家都认为刘安恭到红四军后能够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结果刘安恭来后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
“温度”挑上去了，随后就召开了湖雷会议。1929年5月底，湖雷会议就“党的工作范围”进行了激烈争论，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围?焦点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宽了、权力过于集中?是否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无家长制倾向?这些问题都直指毛泽东。湖雷会议成为红四军内部矛盾的爆发点。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
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多数人附和的。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
湖雷会议导致了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
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我个人以为，当时的毛泽东，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许是他真想去苏联学习、见识一下。当时，那些去苏联学习过或是与苏联领导人有过接触的人，回国
后都成了党内权威。比如，项英回国时身上就别了一把斯大林赠送的手枪，他讲话的权威性也随之提高;张国焘同列宁单独谈过话，由此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权威。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或许他真想去苏联学习、“取经”，顺便看一看这些从苏联归来的人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是在群众中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为一种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林彪又写道：“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的现象。”林彪最后写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认识林彪是在井冈山会师之后，在茨坪的会议上，21岁的林彪发言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认为敌人来进攻时红军应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敌人撤走或被消灭后，红军就地分散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林彪当时的发言极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强，提出“红军就是要同群众一起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毛泽东当时就问：“这是哪个?”陈毅告之是第28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的三只虎”。毛泽东自此认识了林彪。
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的当晚非常兴奋，立即给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泽东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毛泽东给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封信。因为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红四军《前委通讯》上，全体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责朱德的一些言辞很尖锐。但朱德给林彪的信中并没有公开反对林彪的观点，只是不同意林彪信中透露的过于悲观的情绪。最后，两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这就等于将朱、毛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一时间，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据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描述，当时，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确实非常尖锐。而后召开的红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