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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例如：人口的增加和由于工业复兴而形成的需求量的增大，连年的歉收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阻碍了波兰的小麦输入英国。虽然在土耳其、美国和其他地区开辟了新的谷物来源，但是供给量仍是相对较小的，显然，如果谷物法还没有被废除的话，粮价将更加高涨。之后，美国的南北战争使谷物的输出中断了若干年，直到1870年，铁路打开了美国中西部的广阔的产麦区以后，大量的谷物才真正开始输入英国。
工厂主们在力图争取民众支持时曾强调废除谷物法会降低粮价，但在废除谷物法以后他们所得到的利益，却是由于进口流量的增加和他们自己产品的市场的不断扩大。这样，随着地中海东部国家小麦输入量的增涨，兰开夏棉织品的输出量也从1843年的十四万一千英镑增至1854年的一百万英镑。
关于这一方面，谷物法的废除必须视作整个的自由贸易的立法的一部分，这项立法助成了1845年至1875年间的工厂主们的黄金时代。谷物的自由贸易形成以后，糖业自由贸易随之兴起，而在1860年，木材自由贸易也最终形成。在海外的工业发达起来以前，这时的英国工厂主和世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障碍。
恩格斯在总结这整个时期时写道:
“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之后的那些年，看来是证实了对于这个胜利带来的繁荣所抱的最大期望。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新的炼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地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1848年到1866年期间不列颠的制造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重要的变化，促进了这一发展。这些年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这标志着，用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最终战胜了其他各种运输工具；在海上，轮船取代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占据第一位，碎石公路则次之；现在的运输速度变得比过去快三倍，也便宜三倍。无怪乎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制造业，要打压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地位。”
时机对于不列颠的资本家是有利的，因此他们把他们的幸运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并希望它永远如此。
如果不和工厂法对于工业的影响作比较，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农业的影响则是更为惊人的。它的结果，不是破产而是更加繁荣，不是缩小耕地面积而是扩大耕地面积。仅是外国竞争的威胁就可以导致许多技术上的进步。作为废除谷物法后的损失补偿，地主们以很低的利息让议会预支了他们改良农业所用的贷款，这样使他们得以增加土地的价值并且从农民身上获取巨大的利润，而农民在农业改良方面则须负担较高的费用。
1845年管道制造机器的发明，使得大规模的农田排水工程成为可能。农田排水工程很大地提高了土壤粘性重的小麦种植区的生产率，使耕作更易于进行，并且让使用人工肥料有利可图。此时硫酸盐类化肥、海鸟粪和骨肥都成为常用的肥料了。农业上还引进了许多新的机器，在1853年英国皇家农学会的博览会上展出了不下二千种的农具。
由于开矿、建筑铁路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1845年至1859年之间农场工人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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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所增高，而这也更直接地刺激了农业上机器的使用。正当这个时候，农业上机器使用数量的增加使得雇用的农场工人的数目减少了，但是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五十万英亩，农业总产量也相应地大幅增加了。
资本更大量地应用于农业，使农场的面积更为加大了。自1851年至1871年之间，一百英亩以下的各种面积的农场减少了，而三百英亩以上的农场却增加了，由一万一千零一十八个增至一万三千零六个，其中在比例上增加最多的是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
这个繁荣的时期一直持续到普法战争结束以后的那个短暂景气的末尾。然后这个景气时期突然告终，随着大批的美国小麦和澳洲羊毛而来的是长期的萧条。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早已终止，当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入英国致使物价高涨的时候，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也在不断减少。
英国的工业和农业的同时繁荣，解释了为什么在谷物法废除以后的二十年间工厂主与地主之间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公开冲突。直到六十年代改革运动再次兴起之前，都没有出现能使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分裂的重大政治问题。与十八世纪相类似，政治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而代表着辉格党的一切最守旧方面的帕麦斯顿，则是主宰英国政治的天才。1851年的大博览会原本是希望带来一个世界和平的时代，但事实上却带来了新一轮的欧洲战争，尽管这个博览会是英国社会进入非常稳定时期的前奏，但此时政治事件的详情远不如进出口货物不断上升的统计数据和跳跃式增长的所得税收益那样使人感兴趣。
这就是，无与伦比的维多利亚时代。
三 对外政策：从帕麦斯顿到迪斯累利
十九世纪中叶，自由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简单的。这些原则就是“有灵感的行商”，即是商人有货要卖的原则。不列颠帝国用远比它的任何竞争者都强大的海军作掩护，努力推进在远东国家的经济渗透。它在欧洲事务上，尽可能避免一切严重的纠纷，不列颠的势力仅仅用来防止任何强国取得优势地位。不列颠帝国对待势力强大的国家极为慎重；而对于弱小的国家，当欺凌恐吓显得有利可图时，便对其加以欺凌恐吓。
帕麦斯顿勋爵就是这种政策的代表人，他从1830年到1865年几乎没有间断地支配着英国的外交部。在内政方面，他属于辉格党的最反动的集团。在外交方面，他享有着他完全不配得到的自由主义的名望。1853年马克思在仔细研究了当时一切可能得到的资料以后，坦率地宣称，帕麦斯顿被俄国欺骗了几十年。不管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如何，而且至今仍无法得出定论，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显然的，即帕麦斯顿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是有利于俄国的。
帕麦斯顿鼓动波兰人在指望英国援助的情况下起义，然后出卖了他们，一如他在1864年鼓动和出卖丹麦人一样。他赞成派遣俄国军队去镇压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他之所以支持意大利革命也许是认为意大利的统一将削弱奥地利，因而间接地力挺俄国。1850年前后，高加索北部塞加西亚的山区部落起义的时候，帕麦斯顿所扮演的角色和近时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时塞缪尔·霍尔爵士所扮演的并无不同之处。185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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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以后，帕麦斯顿又赶紧承认了拿破仑三世，在1840年和1860年英国对中国所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帕麦斯顿也负有最重大的责任。
不过，在1850年以后，英国与俄国的冲突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了。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革命运动都相继失败，这些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的干涉，此后俄国在欧洲大陆上就已没有劲敌了。奥地利衰落并破产了；德意志仍旧分散成许多未归普鲁士统率的小国；法国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仍处于骚动的状态。俄国则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
更迫切的一点是，俄国的扩张在两个方向上威胁着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在亚洲，土耳其斯坦被大块大块地吞并。俄国向印度的扩张已经使英国人警醒起来，因为印度正在成为不列颠的工业和财政整体结构的重要支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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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从1850年左右起，英国在消耗俄国利益的基础上，对亚洲腹地地区的输出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1850年，俄国对印度的直接威胁也许是遥远的事：但是通过土耳其而来的威胁却是比较紧迫的。随着轮船的发展，经由地中海通往印度和东方国家的航线又再次变得十分重要。轮船航行于好望角路线仍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那里缺乏加煤的设施。因此，从大约1835年起，轮船的定期航线是从英国到亚历山大，再由苏伊士到达印度。开凿苏伊士运河计划虽早已提出，但是直到1869年才通航。地中海的这一角的日益重要，至少是1850年前后英国与俄国对耶路撒冷圣地产生重大兴趣的一个很好的原因。
俄国对土耳其的入侵不仅会控制通往印度的路线，并且也会在不列颠和法国都享有相当大的直接利益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取得优势地位，同时，如果俄国军队出现于多瑙河上，那么它在中欧的强大地位便将变成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土耳其帝国在这时候仍拥有整个巴尔干半岛，但是它的统治正在衰落，并且在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还兴起了强烈的民族起义运动。沙皇的政策之一是控制这些运动，并利用它们来削弱土耳其和奥地利的实力。
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但是如果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将成为全欧洲的进步与民主势力的灾难。英国意识到了这一点，使得这个战争完全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主要的反对则来自布莱特-科布顿集团。对于那些印度和爱尔兰的剥削者，或那些支持小拿破仑的骗子和投机者来说，他们痛斥沙皇暴政的行为是可笑且虚伪的，不过在群众中间，人们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命运记忆犹新，群众对沙皇政府的憎恨也是真实、强烈的。
那些所谓的发动战争的理由，像保卫圣地和土耳其基督教少数民族的待遇问题等等，全都是无关紧要的。战争爆发前的长时间的谈判的特点是，不列颠政府既同意俄国所提出的条款，却又继续引诱土耳其政府拒绝这些条款，它通过不列颠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非正式地向土耳其保证，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将予以海军和陆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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