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的租借权，租期25年。
1898年4月日本照会清政府把福建变成了其势力范围。 瓜分以后中国的图画：
俄国盘踞在长城以北，法国称霸山东，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日本占据福建，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另正在瓦解中。
当时美国正与西班牙在太平洋进行战争，为插足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内容：
（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取得的权益（势力范围、租借地、既得利益）不得干涉。
（2）他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多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现行关税率征税。
（3）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征收港口税和铁路费，不论何国一律平等。 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谁也无力独霸中国，先后接受了这一条件，这样美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达到了既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又使整个中国市场对它的商品市场自由开放，进而以自已雄厚的经济实力排挤各国势力独霸中国的目的。美国在华势力日益扩大。
经济上列强侵略的加深 A、.向清提供政治货款。
3年内付给日本二亿三千万两的费用，在条约订后的四年间，对清贷款有7次，最大的有3次。
（1）俄、法贷款。1895年6月，俄法与清订四亿法郎（合白银九千八百两）的贷款合同。以年息四厘的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分36年还清，从此俄法插手中国海关管理。
（2）英德贷款，以诉诸武力相要挟。1896年3月14日，与英法订《英德两国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36年还清，在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只能由英人担任。德国还有权在汉口、天津设立租界，英国据此继续控制中国海关。
（3）英德借款。1898年2月19日与英德银行团签订续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白银一亿一千二百万两），年息四厘五，以海关厘金、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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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收入为担保，45年还清。
B、争取铁路投资权
1896年6月的《中俄密约》使俄国在共同防御日本的旗号下取得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与战时俄舰出入“中国所有口岸”的权力。1892年春，俄国开始在东北修路、开矿，建立城镇。
1898——1899，掀起狂潮，对芦汉、津镇、奥权、京奉等四条争夺最激烈。俄法控制了芦汉路，津镇为英法控制，美取奥权，德取胶济。
甲午战后，列强共夺得一万多公里铁路的借款、修筑与控制权。贷款总额达8967万元。
C、投资工矿业
甲午战前外资工厂有80余家，投资额2800万元，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厂合法，数量猛增。1895年到1902年，外在华投资总额达5亿2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50年总和还多约30倍。
1895年——1900年新开办的工厂为933家，为战前几十年总和的9倍。 除投资传统工业，将老企业扩大改造外，中国丰富的地下矿藏为西人所垂涎，1898年美先插足直隶通兴煤矿，以后各国效仿，德在直隶和山东，俄在奉天、蒙古以及新疆金矿产地，英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美国在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都取得采矿权。
原材料流失，市场竞争，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随路权丧失的沿线利权，排挤民族工业，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3.思想条件的具备：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由戊戌思潮发展而来的，政治家也是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从主体到内容都与维新思潮分不开。经过甲午战败这一历史契机，使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维新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列，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思想。
深刻的民族危机，尖锐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使中国社会鼓动着救亡图存的风云。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和国家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学西方求自强，根本要学它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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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上软弱性较大，不可能提出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它毕竟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具有挽救亡国危机的强烈愿望，有着改革社会制度以便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19世纪80年代后期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变法主张，甲午战后迅速传扩，发展为一股维新思潮，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转化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借取了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制，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把早先那种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变法维新思潮，迅速形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正是在中法战争以后开始了自已的政治生涯，在维新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勇敢地尝试了政治的实践。1888年首次上书，痛陈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要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二、维新运动的兴起。 1.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
戊戌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维新理论的创立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183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省南海县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879年，past结交来广东游历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了解了当时京师和全国思想界的动态，接触了早期维新思想。之后游历香港，始知“西人有所长，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观之”，归来后开始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的书籍。1882年赴京应试失败后南归，途经上海时目睹外国租界里的“繁盛”景象，更认定西人的“治国法度”必有道德学问为其本源，于是“大购西方以归讲求焉”。经过几年研读，获得了较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形成了仿照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思想主张。
1888年，康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在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第一次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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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并提出：变法的关键是要改变中国政治中“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的弊病。这些上书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改良活动的开始。由于京师官僚中无人敢代为上呈，这份上书没有呈给光绪帝，但却在一部分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士大夫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使康有为获得一定声誉。这是康把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变为正式建设的开端。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继续探索救国道路。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设学馆“万木草堂”收徒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一反当时旧式书院讲习程朱理学。考据词章的陈腐学风，通过讲学，培养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和才能的新型人才。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除陈千秋早逝外，其余几人后来都成为康领导维新运动的左膀右臂。
这一时期，康有为一边讲学育才，一边从事理论研究，他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学术思想中得到启示，发现作为孔学非正统流派的今文经学，由于其中包含某些可以利用来倡言改革的“微言大义”，很可以用作宣传政治改良的理论张本。于是他打着考释今文经学的旗号，撰写了一批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完成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
初版于1891年，形式上是一部考辩儒家经典真伪问题的学术著作，实为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康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把东汉起便被立为官学儒家经典的古文经籍（汉代出现的两种儒家典籍之一，一种用当时还不流行而被称为古文的篆体字书写；另一种用当时流行的隶书书写，称今文经），说成都是“新”朝国师刘歆为迎合王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假造出来的。是“伪经”，是“新学”（新莽一朝之学），它湮灭了孔子提倡改革的“微言大义”，与孔学毫无关系。康有为的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这种虽不免武断但十分大胆的议论，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的严重打击，引导知识分子去怀疑泥古守旧的正统儒家经典和学说，改奉隐含革新精神的今文经学，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义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这在当时确有如“思想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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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飓风”，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反动政治思想，为在今文经学旗号下传播变法维新思想开辟了道路。
（2）《孔子改制考》
初成于1892年，1898年正式出版。
康宣称，孔子所编的“六经”中记载的古圣先王们及其政教礼法和圣德大业，并无从参考，其实是孔子假托他们的言行，宣传自已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方案，以为万世立法。因此，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是“万世教主”，把孔子虚构成一个首倡“改制”的圣人，自已是继续孔子的事业，合乎“圣人之道”。他还衍发今文经学的“三世学说”（即认为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循序发展前进的，而且愈来愈好），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之，断言孔子是身处“乱世”欲致“升平”，向往“太平”的，而他所处的“据乱世”就是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所欲致的“升平世”就是后来的君主专制时代，所向往的“太平世”就是目前应当经过改革而进入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时代。通过这种不无牵强附会的考释，康有为便把孔子塑造成一个托古改制的祖师，将泥古守旧的孔学变成维新变法的教义，从而“论证”了维新派要求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师法“圣人”，遵从“圣教”的。因此，《孔子改制考》的问世，更如“火山大喷发”，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
“托古改制”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本是以前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具备的，但是只有康有为最为巧妙地掩盖了资义的狭隘偏私心理，给维新思想穿戴上典雅的古代衣冠，把孔子化装成19世纪末年中国的马丁?路德，用伦理的、学术的、宗教的信念来鼓舞自已及周围的信徒，在理论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目的不在古而在今，自已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
（3）《人类公理》 1902年改名《大同书》
列举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人们身受的种种苦难，描绘了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家庭、无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的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虽然这只是一个美妙的乌托帮，但它表现了康有为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和对人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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