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使他领导的维新运动在主观上有着更远大的目标。
康的理论：康有为主要通过编篡两《考》，初步确立了其变法维新理论，要义为：今文经才是儒学真经，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人类社会是按照今文经学所揭示的“三世”进化规律，由礼崩乐坏的据乱世到君主专制的升平世，再到君民共主的太平世，最后达到大同境界的。据此，中国现在应因时改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这一理论的提出，给已经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以历史的论证和理论的阐发，并突出了政治改革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尽管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仍打着孔子的旗号，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但它显然已不同于历史上修补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理论。正因此，两《考》出版后，都立即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并由清政府下令毁版，严禁流传。
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康有为的封建旧学根底是很深的，而他对“西学”的了解则很肤浅和支离破碎。因此，在他的维新理论中，对西方资义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吸收利用，可说微乎其微，而儒家学说的色彩极为浓重，明显牵强附会的“孔子改制”说成了这一理论的中心支持，这就使变法理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和号召力，而过于尊崇孔子这尊封建“圣人”的偶像，甚至推崇他为“万世教主”，又必然模糊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思想的界限。给维新派和维新运动带来消极影响。同时，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上的，而今文经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理论，它的“三世”学说的框架里，至多只能容纳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和历史观，这就使维新理论只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而否认突变的社会革命，从理论上限制了维新运动，只能是一场软弱的政治改良运动。
康创立的这种不成熟的维新理论是与他所代表的新兴阶级不成熟的状况相适应的，然而却康始终认为他的理论是尽善尽美的，说“吾学三十而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理论上本来存在着严重缺陷而又抱着固步自封的错误态度，这是导致他后来顽固坚持政治改良道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原因。
2.公车上书和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电至京师，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时康、麦孟华、梁等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应“会试”考，他先探知条约的一部分
11
内容，大为震惊，立即派梁去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请求政府不要批准条约 ，各省举人闻风而动，上书请愿，无结果。康决定发动“大连署”上书。5月1日，邀各省举人会议于松筠庵，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长达14000多字的上皇帝书，声泪俱下，共有1300人签名，次日康将它递呈都察院。是为“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进京，故以公车为应考人代称）
“公车上书”中，康痛陈对日议和，割地弃民，必然引起民心离散，列强效尤，渐至亡国的严重后果，政治上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当机立断，采取“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推行发展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富国”、“养民”、“教民”政策，在政治生活方面，宜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个有才学的人为“议郎”，入值武英殿，供皇帝咨询，并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进行议决。
可以看出这封上书，不仅提出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套措施，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它可以说是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
“公车上书”虽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内容被传抄，要求变法的呼声日高。康因此取得了领袖地位。
上书被拒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时的康有为已有了更大的抱负，不重视个人的功名，他并不到职，继续集中精力领导维新运动。5月，写成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手中，光绪阅后，极为“嘉许”，称康“深通外务”，即抄录数份，上呈两后，下发军机处和各地抚将军讨论，两个月后，“帝党”首领光绪师傅兼协办大学士翁同合登门拜访康，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二人来住密切。
这样以第三书的上达为契机，维新派的政治改良活动始终得到皇帝的支持，他们与“帝党”也开始结合起来。
光绪和帝党所以支持维新派，是出于其开明爱国思想和宫廷权力斗争的需要，光绪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甲午战前就阅读了
12
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接受了一些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甲午战争中，他和帝党全力主战。
战争惨败，丧师割地的结局使他深受刺激，但这时清实权仍掌握在后党集团手里，慈禧虽早已归政皇帝，但却仍保留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的最后决定权。中央机构和地方大部分省份的军政大权，则继续由效忠慈禧的“后党”大官僚把持着，他们大都是和慈禧一样昧于时势，因循守旧的顽固派，此外也有一部分洋务派首领，光绪上下受制，形同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和帝党需要援引维新派这些富有胆识才气的士林新秀以壮大自已的力量，借助维新变法运动的声势实行某些改革，达到夺取朝廷实权和富国强兵的目的。而维新派为了自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也必须要依靠光绪“帝党”的权力和地位，这样双方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同盟，而这种结合，又为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准备了条件。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第三次上书的上达鼓舞了康，1895年6月，又写成《上清帝第四折》，由于无人代呈无结果，此次失败使康认识到“变法本原”在于改变官僚士大夫中严重存在的风气闭塞，知识贫乏的可悲状况，必须通过“创报刊以开知识”，“开会”以“合大群”，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而该工作又“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从而使维新派的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维新派大办学会、报刊，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带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等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舆论。
1.《中外纪闻》与强学会
1895年7月，康自筹资金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由梁麦编撰，着重宣传西方资国家的“富国”、“养民”、“教民”之法。两日一期，始每期印千份，后加到三千份，随诏书、奏章等分送北京官员，在部分官员中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8月，经康梁游说倡议，由帝党官员翰林院待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了以维新派和帝党为主体，以“讲习中国自强之学”为公开宗旨的“强学会”，公推具有维新思想的户部郎中陈炽为提调，梁任书记，规定每十天集会演讲一次，号
13
召组织起来，以维新救国为已任，表明强学会是一个宣传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政治团体。
11月，康到上海组织了上海强学会分会，由汪康年等主持，该分会发行《强学报》，由康门弟子徐勤主笔，公开宣传康的“孔子改制”说和“开议院”主张。
京沪强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也扩大了维新派的政治影响。一些洋务派军阀官僚出于政治投机和沽取时誉的目的，纷纷钻入强学会，如以道员身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成了该会会员，洋务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都各捐白银5000两充作公费，甚至连李鸿章也欲挤入该会，未成。同时由于甲午战后后党一味亲俄，与俄有隙的英、美等便转向支持帝党及其同盟维新派，英公使欧格纳、美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打着赞助中国自强的幌子，一面以各种形式支持强学会活动，一面向维新派兜售他们的“新政”意见，建议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并设立由英美帝义分子把持的“新政部”，作为新政领导机构，暴露了妄图利用维新变法变中国为英美殖民地的计划。而维新派反而把他们引为同调，与之往来密切，幻想在他们的“合作”下共同事业。
维新运动的高涨和与帝党的结合引起后党顽固派的仇视，太后逼光绪查封《中外纪闻》并将文廷式革职。上海分会被解散，停办《强学会》。
强学会的被封虽使维新运动受挫，但经过维新派几个月来的努力，使得“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他们继续以“开风气”，“合大群”为目标，在全国各地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创报刊、开学会、办学堂的热潮，其中以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湖南的南学会影响最大。
2.梁启超和《时务报》
1896年8月，汪康年等利用原强学会的余款创办了《时务报》，邀梁来沪任主笔。
梁（1873——1929）字卓如，号任会，广东新会人，出身于下层地主士大夫家庭，十六岁中举，1891起师事康有为，成为康的高足弟子和主要助手，他任《时务报》主笔时年仅23岁，但已是当时中西学问都居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在《时务报》上，梁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系统地宣传和进一步发挥
14
了康的变法理论，着重阐述了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迫切性，论述了以“兴民权”为中心的变法主张。
梁的这些文章，议论新颖，识见正大，加上其文字向以通俗流畅，“笔锋常带感情”而著称，因而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发行量最高达一万七千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的也，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不少学堂、书院都要求学生多读《时务报》，或选取其中文章作教材，“湘中几至家法户诵”，随着《时务报》的畅销，梁也名垂一时，赢得了“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地位，成为著名的维新派政论家和宣传家。
3.谭嗣同著作《仁学》与创立南学会
湖南长沙成为维新派活动最有生气的地方。其特点是维新派与地方官吏密切合作，宣传和实行同时并重，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提学江标等，都是清政府中少有的倾向维新的开明官僚。1897冬，湖南籍维新志士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回湖策划新政，湖南的维新运动进一步高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职湖北巡抚。谭嗣同青少年时代即鄙视科举，博学多才，好读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曾游历南北十省，足迹远行新疆、台湾，有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山河顿异”，“人民复非”的景况，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甲午败绩，使他对政府的腐败无能大为不满，于是发愤钻研西学，提出“尽变西法”的主张。
1897年春，写成《仁学》一书，在这部哲学著作中，他提出了“仁”为世界本源，“仁”以通为第一义等一套哲学命题，并据以提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等“四通”的主张。要求经过社会改革使中国“通”向资。进而对极端不“通”，不合理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大张征伐，痛斥三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为“独夫民贼”们的“大盗”之政，三纲五伦为“无复人理”的“惨祸烈毒”，要求废止。并号召人们勇敢地冲决封建的、伦常的、名教的网罗。尤其是他大胆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虐统治，表示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称道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的“勇敢之风”。
与康极力逃避阶级斗争不同，他赞扬欧美各国的“均贪富之党”。这些激烈的主张和文字，已闪耀出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辉，《仁学》一书当时虽未发表，但曾在小范围内传阅，对少数维新派人士发生了一定影响，谭嗣同是维新运动中最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