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日益发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在科学的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精神首先体现为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始于17世纪。1645年，英国产生了“无形学院”，学院的成员通过通信和研讨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随之诞生。后来，英国就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皇家学会。在著名科学家胡克为学会起草的章程中指出，皇家学会的任务是靠实验来改进有关自然界诸事物的知识，以及一切有用的艺术、制造、机械实践、发动机和新发明。自此，科学成为一种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建制。胡克为科学建制所设立的目标有两层含义：其一，科学应致力于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其二，科学应为生产实践服务。显然，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科学建制的核心任务是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
随着科学建制化的发展，科学研究逐渐职业化和组织化，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也随之从其他社会角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集合为有形的或无形的自治群体——科学共同体。为了使科学共同体更有效地探求客观知识，科学共同体内需要一种自觉遵守的价值规范。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将其称为科学的精神气质，它们是一种来自经验，又高于经验的理想化价值规范，是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所特有的精神状态。正是这一使命决定了科学共同体内部理想化的精神气质（Ethos）和社会规范。
默顿规范，或齐曼概括的CUDOS，即公有主义（Commu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原创性（Originality)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的精神气质，实际上是认知层面的科学精神在社会建制层面的拓展，其合理性在于它们有利于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些精神气质决定了科学建制内的理想化规范结构：一方面，它们是约束和调节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准则，并且已经内化于科学教育和专业训练之中；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学共同体（特别是纯科学和学院科学）维持必要的学术自治、抵御外界不当干预的依据。当然，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治需要一些不可
或缺的社会文化条件作为其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二：其一，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不仅是研究机构的既定方针，而且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二，外界（包括民间机构和国家）对科学的资助（Patronage）必须通过基于同行评议的公共筛选（Communal filters）来确定分配方案。[4]
在20世纪，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科学从“小科学，（Little Science）和“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嬗变为“大科学”( Big Science）和“后学院科学”( Pos-academic Science)。大多数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基于兴趣的自由探索，而是社会建制化的研究与开发（R＆D)，科研职位、学术地位、论文发表、奖励以及科研经费与资源的获取都充满了竞争性，政府、企业、大学、基金会等科学共同体外部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对科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由此，科学研究不再完全是学院化的或与利益无关的，这使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进一步拓展到科学研究的社会伦理规范等更为复杂的层面。
第二节 坚持客观性与克服偏见
一、科学共同体对客观性的坚持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在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形成过程中，科学研究的参与者为了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目标而相互协作与交流，形成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科学共同体。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科学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为“在大社会底下进行运作的小社会”。不论是由产业、政府和基金会主导的研究资助渠道，由《科学》、《自然》及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等构成的权威性的论文发表与索引体系，还是诺贝尔奖等国际性专业奖励机制，均建立在同行交流与评议之上。在这一进程中，科学共同体明确意识到，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坚持客观性和克服偏见，才可能获得较
为可靠的知识，使科学共同体通过共享可以信赖的知识，进一步有序地展开新知识的生产，使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和科研活动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之上。
科学研究是由科学共同体执行的，科学共同体所能寻求的是科学研究中受到现实条件制约的相对的客观性，而非与具体条件无关的绝对的客观性。不应该简单地将某种科学理论上升为终极或绝对真理，再以此裁判其他科学理论乃至非科学文化和知识。在科学的广泛有效性得到公认的今天，应该超越这种可能导致唯科学主义的观念。
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在不断试错中改进的过程。由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导致的错误往往是诚实的错误，它们首先是知识和认知上的差错，而不一定是伦理道德上的不当行为；即便一个学说是错误的，在伦理道德或政治上也未必不可原谅。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学家有犯错误的权利，科学共同体和整个社会也应该宽容错误和失败，但其前提是科学家与工程师必须担负尽量避免错误和减少偏见的专业责任，这是维护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的基本保证。
科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建立在保持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之上。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究世界奥秘和解决现实难题的过程。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不可能绝对保持客观性，很多科学研究必然涉及到对研究对象的干预，科学观察往往建立在理论假设之上，还可能受到某些潜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因此，科学共同体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分析、解释、操作和控制中应尽可能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力图将不同研究者的主观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使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相信科学研究过程和成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有效性。
二、科学研究中的错误与偏见
一般认为，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研究范式的一部分；若遵循科学方法，虽未必能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却可以通过同行评议、重复
实验等途径，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研究中的错误与偏见。但在科学研究中，依然存在各种错误和偏见。
研究中的错误是指那些非系统性的孤立的差错，大致可分为故意的错误和无意的错误两类。故意的错误包括伪造、篡改、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无意的错误又可分为疏忽大意和诚实的错误。诚实的错误是指研究者即便认真行事也可能出现的错误。如果研究者态度认真，一些疏忽大意和诚实的错误本可克服，很多现实发生的错误往往与科研不端行为和不当行为相关。由于科学研究是群体性的事业，一个故意的错误或由疏忽造成的错误很容易导致另一个诚实的错误。所以，有些诚实的错误源于理论或实验上认知的局限性，另一些则因接受他人的错误所致。研究中的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最终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加以剔除，但也可能在被揭示之前或在对其危害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造成研究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可见，对科学研究来说，严谨和审慎的科学态度尤其必要。
案例2-1
泰瑞（Terry）是一个高能粒子物理研究组的研究生，其所在研究组的工作是运用气泡室探测高能粒子。泰瑞的导师相信他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因为他自认为在气泡室拍摄到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粒子径迹。但泰瑞对此深表怀疑：那条径迹很不明显而且在其他许多照片上并未显现，它可能是由胶片或照片印制设备的瑕疵所致。泰瑞应该摆明对此潜在发现的疑惑吗？他应该怎样提出他的疑惑呢？如果他的身份是一个同事而不是学生，相应的处置会有所不同吗？
研究中的偏见是由研究者的主观倾向造成的系统性差错，其危害波及整个研究数据、实验设计或理论假设。偏见可能源于包括研究者主观信念，如研究者对某一理论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到了无视证据的程度，也可能源于实验方法或分析方法上的漏洞。偏见一般涉及研究者的错误的主观倾向，而与疏忽或恶意无关。很多有偏见的研究者相信他们的研究方法将产
生真知，而未意识到，如果研究方法本身不客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如果研究者对其偏见过于执迷不悟，有可能导致选择性观察等自我欺骗的情形（参见下文有关病态科学的讨论）。
较容易产生偏见的情况包括：在数据采集（如社会调查）中问卷本身可能具有暗示或预设；在观察现象时对观察结果有所预期；在进行统计相关分析时不加说明地忽略那些偏离相关曲线的数据；在因果推理中错将先后关系当作因果关系，等等。还有些偏见来自理论假说本身，如19世纪曾经盛行一时的颅相学，错误地假定头盖骨较小的人的智力和才能低下。克服研究中的偏见要从研究设计着手，一般可以采取加强研究样品或样本的代表性或随机性、引入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双盲法试验等方法。在科学共同体层面，克服偏见的重要途径是坚持研究的开放性并倡导批判性的讨论。
案例2-2
一位化学家在某次试验中获得的一组试验结果与前后同类试验有较大出入，根据经验，他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进行试验前试验容器没有清洗干净。在此情况下，他应该据此猜测直接删去那组数据吗？或者说他有责任先报告所有的数据，然后在说明为何在最后的数据中删除那组数据的缘由？
三、知识上的客观性与伦理上的客观性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兼具知识上的客观性和伦理上的客观性双重内涵。知识上的客观性要求从研究设计到成果发表的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尽可能地坚持客观性、避免偏见，准确地传播研究成果并承认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伦理上的客观性则进一步要求，研究者应该主动地反思、揭示、预防和阻止其个人和同行的研究在传播和应用中可能带来的误解、偏见和滥用。研究的应用性越强，伦理上的客观性越重要。
案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