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约成书于崇宁四年(1105年)左右]：
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浊流汹涌，夏秋暴涨，则逆泛洞庭，潇湘清流，为之改色，岳人谓之翻流水，南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还，俗云水神朝君山也。
约从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江水变得相当浑浊，含沙量明显加大①，于是由荆江带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增加，又造成洞庭湖湖底不断淤浅，湖水水深逐渐变小。这种情况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
北宋人张舜民(?—1100年)《郴行录》：
(洞庭湖)每岁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生，四江可辨。
《岳阳风土记》：
君山在洞庭湖中。??近年冬深水落，渡江肩舆以行。
(洞庭湖)冬春水落，往往浅涩，江道回曲，或远或近，虽无风涛之患而常靠搁。
湖上渔人有善没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涨不过数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
南宋人岳珂《鄂国金佗续编》卷28，孙迪《百氏昭忠录》卷12： 洞庭湖水旧不及丈，(杨)么置堰闸，十余年间，所以弥漫。
由于湖区陆地沉降、湖水水深变浅，汛期湖水水面较前大为扩展。
证据之一是，洞庭、青草、赤沙、生江、赤鼻(一作赤陂)等湖终于有可能连成为一个周回“七八百里”的浩瀚水体了。
《资治通鉴》卷164大宝二年胡注引《巴陵志》：
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113“岳阳县”：
生江湖与青草湖相连，大小与太湖相似。②
《太平寰宇记》卷u3“桥江县”：
赤鼻湖，半入朗州龙阳县界。湖中有赤鼻山(今赤山岛)，因以为名。
《郴行录》：
(洞庭湖)余时(指4—9月)弥漫，云涯相浃，日月出没皆在其中。
《舆地纪胜》卷69“岳州”引南宋人范子长《皇朝郡县志》：
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
洞庭湖“七八百里”的说法大约是从晚唐时开始的，如最早在唐末五代人僧可朋《赋洞庭》诗③中即见。“七八百里”固然是一个约略之数，但应非空穴来风。所以，笔者以为取其中数七百五十里来进行湖泊面积计算是有依据的。按宋时1尺约等于0．3l米，七百五十里约当今350千米左右，而从当时洞庭湖“西吞赤沙，南连青草”的情形看，如果截弯取直，其形状大体接近卧钻石状的五边形；为计算的方便，可设洞庭湖的五边长各为85千米、85千米、35千米、35千米、95千米，则其面积在6000平方千米左右(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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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之二是，宋初华容县城南距赤沙湖的距离较唐中叶时缩短了近二十里。前引《元和郡县图志》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八十里”，而到宋初则已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六十里”④。
元至大元年(1308年)，由于荆江南岸重开石首杨林、宋穴、调弦等三穴口⑤，浑浊江流大量灌入洞庭湖内。进入明代以后，虽然杨林、宋穴二口淤塞，但调弦口一直存在，而且从枝江到石首的上荆江段还时常决口，使得灌入洞庭湖的浑浊江流较前并没有怎么减少，加之四水含沙量较前明显增加，这样，洞庭湖的淤浅速度并没有减慢，湖区淤出的陆地越来越多，围垸造田也就成为可能。洞庭湖区开始围垸造田的时间早至12世纪初的北宋⑥，但大规模的围垸造田行为出现于明代⑦。围垸造田的大规模开展，使湖泊汛期的洪水容蓄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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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拙文《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下文提到江水含沙量的变化问题，皆参拙文，不另注。
②按：今太湖面积2425平方千米。宋初太湖面积较今为大，可能在2500—3000平方千米之间。
③《全唐诗》卷849。诗有云：“周极八百里，凝眉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按：可朋的描画与前引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说法不矛盾，应可信。 ④《太平寰宇记》卷113“华容县”。
⑤(元)林元：《重开古穴记》，收入(同治)《石首县志》卷7《艺文志》。
⑥按：据(隆庆)《岳州府志》卷12《水利考》，时人陈仕元明确说：“圩田、湖田起于宋政和(1111—1118年)以来”；又(明)养晦斋主人《钟相杨么佚事》云，钟相、杨么起事(1130—1135年)的背景即是当时(12世纪初)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因此，石泉、张国雄等认为两湖平原的垸田兴起于南宋晚期(13世纪30年代)，失之于过晚。其说见石泉、张国雄《江汉平原的垸田兴起于何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1期，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第87—134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按：这从现存明清湖区府、县地方志中所载绝大多数堤垸的兴筑时间为明代，即可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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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洪水位抬升，因此，明中晚期，洞庭湖区水灾几乎无年无之，可以说湖区开始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湖泊淤浅→围垸造田→水位抬升→垮垸还湖→湖泊淤浅。这可以以沅江县作为例证。明初，沅江县本有11都，而到明中期嘉靖、隆庆年间，则只有5里了①。迄明末，沅江以及益阳、湘阴的湖滨地带，已是“堤圩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②，一派荒凉景象。洞庭湖北岸的华容又是一个例子。华容县在明朝初年有76里，永乐年间并为35里，宣德年间并为25里，正统并为22里，景泰年间并为19里，成化年间增为20坊里，到万历年间又并为15里③。其他滨湖县的田土大致也有一个类似的盈缩过程④。 明中期，洞庭湖区的围垸造田活动虽然很盛，但洞庭湖的汛期水面较宋代并未因此缩小多少，相反，某些时候似还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有文献资料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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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常德府志》卷2《地理志》：
每岁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沅江、龙阳则西南之一隅耳。 ————————————————
①(嘉庆)《沅江县志》卷3《沿革》引旧志。按：“里”是明代乡村的基层行政单位，一般辖110户；“都”是“里”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明代沅江乡村政权大约是实行乡都里三级制。
②(清)孙良贵：《九江新收茈水说》，收入(嘉庆)《沅江县志》卷29《艺文志》。 ③(万历)《华容县志》卷1《舆封》。
④按：关于此，可参见上揭卞鸿翔著作中的有关论述。
(隆庆)《岳州府志》卷7《职方考》：
(洞庭湖)南连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
《读史方舆纪要》卷75《湖广一》“洞庭湖”条(所记为嘉靖、隆庆时情况)：
今道出湖湘间者，必问津于洞庭。??渡湖而南，则由长沙而之岭海，湖阔二百里；渡湖而西，则由常德而道滇黔，湖阔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则入澧州，而取径于荆州、常德之间，湖阔亦二百里。
按明1尺(量地尺)等于0．3265米，“二百里”约为98千米，“二百五十里”约为122千米，以不规则长方形计算(设长122千米，宽98千米、22千米)，则可得面积为7300平方千米。这与从嘉靖年间罗洪先《广舆图》上所量算的洞庭湖面积“7000平方公里以上”①是很接近的。因此，明中期洞庭湖“方八九百里”的说法是可信的。洞庭湖汛期水面最宽阔的时期可能就在16世纪的明中期。明末清初，洞庭湖面积虽有明显萎缩，但据估计仍有6000平方千米左右②。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元至明前期(14、15世纪)江水含沙量较小，洞庭湖区的地面沉降速度略快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积速度。明中期嘉、隆以后，随着江水含沙量的再次加大，洞庭湖底泥沙的淤积速度可能快于地面的沉降速度，于是，洞庭湖的水深较前变浅，面积较前略小。明后期人王士性就说：“洞庭水浅，止是面阔。”③明末清初时，江水又变得清澈，含沙量的降低使得洞庭湖水浅面阔的局面大约保持到17世纪末。
四 清中期以来(18世纪初至今)：湖泊的明显萎缩阶段
大约从17世纪晚期起，江水的含沙量越来越高，洞庭湖的淤浅速度逐渐加快．道光十二年举人巴陵吴敏树说：“往闻故老言湖身淤浅，如艑山取鱼处，渔人言，较往时深减丈许，他处可知。”④而随着清前中期人口的急剧增加，淤浅的肥沃湖土不可避免成为围垦对象。乾隆时，严有禧说：“数年以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⑤郭嵩焘所记父老之言也说，“乾嘉盛时，濒湖开垦无虚土”⑥。道光年间，魏源说：“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⑦由于淤浅、围垦，到道光年间，洞庭湖的面积、容积大为缩小。魏源又说洞庭湖“向日受水之区”，因围垦“使去其七八矣”。道光中，俞昌烈说：“今之洞庭，非三十年前之洞庭也，是以容纳无地，故近年江水之为患也甚矣。”⑧道光末，湖北监利人王柏心说“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阔不及向者之半”⑨。这些说法中，有的虽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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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但清康熙以降，洞庭湖总的趋势是因淤浅、围垦而致容积、面积明显变小，则为不争的事实。18世纪初的康熙末年，《大清一统舆图》上的洞庭湖，其天然水面积只有约4300平方千米了⑩，而到19世纪中的道光年间，洞庭湖的天然水面积应该更小。
由于洞庭湖容积、面积的萎缩，导致调蓄洪水的能力减小，堤垸越修越高，江堤湖垸大规模垮塌的潜在危险越来越大，这从上述道光年间诸人的言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咸丰、同治年间，随着荆江南大堤分别于1852年、1870年在藕池、松滋相继溃口，潜在的危险终于开始变为现实：太平、松滋、藕池、调弦四口分流入湖局面的出现，洞庭湖区堤垸大规模垮塌，造成了洞庭湖天然水面积的一度短暂扩大至5400平方千米⑾，但此景不长，洞庭湖很快又延续着淤浅、萎缩的过程，直至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湖泊面积只有2740平方千米了(参见图4)。关于近几十年洞庭湖变迁的相关论述很多，笔者于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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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上揭卞鸿翔著作第67页．按：卞鸿翔认为《广舆图》可用于量算面积，但又对量算出的结果不相信。
②参见(道光)《洞庭湖志》卷1《舆图一》之“洞庭湖三府二州八县四大水入湖全图”。张修桂据此图并参以现代地图估算其面积为6000平方千米，当可信。 ③(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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