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并未发现铁器的真正原因。
同样道理，在苏贝希文化类型的鄯善县苏贝希一号墓地、洋海一、二号墓地；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现了铁器，而处于同一文化小区的木垒县四道沟、木垒河岸、半截沟、水磨河等苏贝希文化类型遗址和墓葬，在调查发掘过程中也均未有铁器出土。与苏巴什墓葬类型相同的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吐鲁番的雅尔湖沟北、鄯善县奇格曼、巴里坤县弯沟等墓葬也并未出土铁器，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早铁器时代初期的新疆人使用的铁器并不是本土所产，这与青铜器时代——早铁器时代的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民族的相互迁徙、融合、入主新疆有一定的关系。
有学者对新疆早铁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中的铁器资料做过分析，认为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的“M31棺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3240±135年（经树轮校正），即公元前1312～前1127年。这个年代非常早，从铁器传播的时间上看，已经和伊朗西北第一阶段的时间相近。从铁器在欧亚大陆传播迄今所知的现状看，有些意外。”察吾乎沟口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铁器并不少，但“铁器在察吾乎类型中使用的时间并不早”。轮台县群巴克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铁器，种类也较多。“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际上出铁器的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七世纪，个别早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 （62）由此看来，新疆地区过早使用铁器的说法尚值得怀疑。 e.新疆境内发现的冶铁遗址
新疆地区发现的矿冶遗址主要集中在今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拜城县，即古龟兹国地域范围之内。史书记载“（龟兹）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63）目前，可以确定为汉或汉代以前的炼铁遗址仅四处。即：
阿格村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的阿格村东西两侧。村东3处，均位于阿格河北岸的山坡上，自东向西依次为Ⅰ、Ⅱ、Ⅲ、号遗址。Ⅲ号遗址东端位于Ⅱ号遗址西侧约400米处，为4处遗址中最大的一处。其炼渣堆积长度将近1公里，宽度在50～200米之间，最厚处可达3米多。Ⅳ号遗址位于阿格村西端，河谷南岸山间一小盆地中，面积40米见方。主要是含有风管的炼渣堆积。底层堆积中出土束腰形石磨盘，石锤和灰陶片。时代下限：西汉早期。（64） 阿艾古城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西岸台地上的阿艾古城东、北城垣外。面积约1.3万平方米。遗址有炼铁矿渣的堆积层。遗址散布炼渣、风管、陶片等。堆积的炼渣和附近可可萨依、苏博依、阿格村等炼铁遗址基本一致。采集到的一件石斧，其形制与尼勒克县奴拉塞铜矿、阿格村Ⅲ号地点出土的石斧基本一致。时代：西汉。（65）
可可萨依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苏博依村西侧约500米处，库车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西北距阿艾古城约3公里。遗址面积约6.5万平方米，堆积以炼渣为主，其中包含有大量风管、陶片及石磨盘残块等，最厚可达3米。时代：西汉以前。（66）
苏博依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苏博依村北侧的库车河二级台地上，西侧隔一条冲沟与可可萨依炼铁遗址相邻，实际上为同一遗址。遗址约10万平方米。以炼渣堆积为主，厚处可达3米。堆积与可可萨依遗址基本一致，但部分炼渣中含绿色铜锈。说明该遗址在炼铁的同时也还炼铜。时代：西汉以前。（67）
魏晋-唐的炼铁遗址一处：即贝迪勒克炼铁遗址。 贝迪勒克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政府驻地北偏东18.5公里，库车河西岸，217国道东侧。遗址沿河分布，面积约7.5万平方米。以炼渣堆积为主。炼渣块质地均匀，均不太大，多呈黑色或蓝黑色的玻璃态，所含未熔矿石或溶剂、木炭极少。发现风管，未发现完整炼炉遗迹，残存的炉壁厚度约0.1米左右，内侧多呈玻璃状，从炉壁的弧度看，炉体的直径约在1米左右。（68）
唐代的炼铁遗址有：拜城县亚木古鲁克冶铁、冶铜遗址；麻扎吉勒嘎冶铁遗址；不确定时代者有：拜城县瓮古鲁吉勒尕冶铁遗址。（69）
另外，1990年，于田县喀拉墩遗址出土有许多炼渣和铜、铁器物残块，时代为汉晋时期。1958年，史树青先生在洛甫县阿其克山冶铁遗址，发现烧结铁、残破的陶制鼓风口，敷满了赤铁粉的石凿和石锤，推测其年代为汉晋。1983年，且末县也发现了古代的煤矿井和冶铁遗址，有鼓风管残块、炼铁渣等；民丰县尼雅遗址也出土了炼铁炉、小坩埚、烧结铁、矿石和碳渣、炼渣等，年代在汉晋之间。1984年洛甫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少量冶铁鼓风风囊等遗物，年代应在汉代以后。（70）
轮台县野云沟麻扎遗址：“遗址范围大致呈椭圆形，长540米，宽240米，中有小土台，周约120米，疑为房屋遗址，碎铁块甚多，瓦砾遍地”，调查者疑为汉代遗址，也可能也冶铁有关。（71）
阿格村炼铁遗址、阿艾古城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苏博依炼铁遗址等大型汉代炼铁遗址的丰富堆积，说明至汉代新疆已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冶炼技术，冶铁术已进入成熟阶段。史料明确记载：新疆的冶铁技术自汉代才有了质的飞跃。如《汉书·陈汤传》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这说明，在汉代先进的冶金技术未传入之前，新疆的金属工艺较为原始，所制备的武器性能很差。 f.寻找新疆地区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标志
从总体上讲，铁器在新疆的普遍发现，是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但新疆普遍发现铁器的年代，并不等于冶铁术在新疆出现的年代。对于早铁器时代铁器如何在新疆传播，郭物先生推断：“从现在新疆早期铁器发现的情况看，铁器在新疆也存在一个传播过程。可能铁器是先被新疆东部或者中部地区的文化接受，之后才传到天山南麓中段相对封闭的地区。值得指出的是，伊犁、喀什等地区实际上很可能比较早地接触到冶铁术。从哈布其罕墓地发现的装饰品铁器、群巴克墓地发现的大量铁器看，伊犁、喀什等地区有可能也是冶铁术传入新疆的早期孔道之一。这和青铜时代域外文化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也大致相似。”（72）
笔者认为：早铁器时代铁器在新疆的使用过程，并不代表冶铁术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使用铁器和制造铁器虽互为因果，但从开始冶铁到铁器诞生，这中间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有从冶铁术的出现，到完成铁器的制造，才算是铁器文化在一个地区真正落地生根、传播的开始。并不应不问来源，把铁器一旦在一个地方的出现，就视为该地冶铁术已经诞生。
如何来判断冶铁术在一个地方的出现时间，对此，笔者认为：冶铁术在一个地方的诞生，应以这个地方铁器文化中最普遍，实际生产、生活中用量最大的铁器品种出现时间为下限。而这个铁器品种在该地区的普遍出现与使用，即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