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近3.5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1.2亿，其中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约为8000万人。据农业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估计，2002年离土离乡的农民工约为9460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来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意味着在近期内还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进入城市。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截止2004年底，农村人口为4320.02万，占总人口的64.5%。湖南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始于70年代后期。据省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调查统计，2002年，全省农民工为525万人，其中，省内城市务工的为18% ，省外务工的为82%；2003年为736万人，到2004年达到829.1万人，三年内增长63.3% ，年均增长21.1% ，我省成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之一。2004年全省农民外出务工人数829.1万人，创年收入497.46亿元，占农民总收入的40.7%。因此，农民工对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三）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分析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农民工是不得不与其子女分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1、农民工经济现状
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外国资本是朝着“廉价劳动力”而来投资的，外资追求利润，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加之中国劳动力过剩量大，就业竞争起到了压低工资水平的作用。而私营的中资企业、乡镇企业，则采用“低工资”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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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各类企业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工妹”的工资水平，20余年后其女儿到同地同类企业打工，工资还是差不多。
在省内流动，甚至在本地区内流动，农民工收入同样受到过剩劳动力背景的挤压，工资水平不高。一般年收入水平在4000元～10000元之间。上海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600元。(郑桂珍：《流入城市儿童状况初探》，《南方人口》2002年第1期)北京市有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农民工月收入为800元左右。(北京市教委政策法制处：《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定规范》，《北京教育》2002年第6期)上海、北京是收入较高的城市，其他城市一般要低于这个水平。
陆学艺等说：农民工状况虽说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10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于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第181页)
据山西省总工会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农民工主要从事矿山采掘、建筑建材等比较危险、艰苦的工种，但工资水平却较低，约有8.6%的人月平均工资在300元以下，约24.3%的人月平均工资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均低于当地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
2003年冬成为新闻热点的“欠薪”问题，也是农民工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的原因之一。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调查，全国欠薪总额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即平均每个农民工被欠薪1000元以上。
据网上文章，农民工仅获得其创造的新价值的1/3。1亿农民工的总收入有估计为5000亿元，占农村人口总收入的1/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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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决定了一部分农民工无经济能力把未成年子女带到身边，而是留置在家乡，以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因为带到城镇，必定会增加租房费用、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至少这三项费用是超过半数的农民工经济上难以负担的。
2、农民工社会现状
农民工的社会现状的最大特点是其流动性。以流动的空间性分析：其流向主流是从农村向城镇；其区域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向东南倾斜，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连流动人口圈、沪宁杭流动人口圈、广深厦流动人口圈。这种空间远距离的流动，且就业在城市、行业、单位间的不稳定性即流动性，使部分农民工难以把小孩带在身边共同生活。
农民工的职业行为的基本特点是非农化，但主流职业行为多与城镇主流职业相分离，基本上是城镇原有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补充，甚至是流入地当地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脏活。具体职业类型主要是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建筑业，以及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农民工的职业具有低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处于城市社会下层，或谓“边缘化”状态。这类职业有的是雇佣方提供的临时的、简陋的住处，如农民工较大的一个群体是建筑工，一般在工棚或在建建筑物内息宿，带小孩就不能不自己租房他住。
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扩大，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农民工将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发展成为隔绝城乡，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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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制度。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公平的结合。虽然现在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有的地方限制农民工子女上学，有些地方虽然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学，但额外要加收一定费用，且费用很高。即使入了学，也必须回原籍地参加中考或高考，而各地教材的选用又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后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另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守在原籍地农村。由此，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作为农民工的一个副产品凸现出来。
这种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它的合理性，一是缓解了农民工流入地城市的市政建设的压力；二是避免了曾经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的“贫民窟”这一社会问题；三是有效地降低了民政救助规模与社会保障压力。但是，这是以牺牲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社会公平而实现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以及农民工把子女留置农村，均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的生存问题
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居住、工作条件恶劣，闲暇时间少，精神生活匮乏
他们平时劳动时间长。并且很少享受法定休息时间。山西省总工会的一个调查，说明约有84%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法定休息时间，约45%的人没有休息日，连续超负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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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业环境设施简陋，存在安全隐患。在一些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地、宿舍昏暗拥挤，卫生条件差，生产生活设施普遍比较简陋，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个体老板和不法矿主只顾赚钱，不进行安全投入，不配备劳动安全防护用品。
(2) 处于城市边缘状态，没有融入城市居民之中
来自于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以及离乡背井的孤独，给许多农民工的心理蒙上了阴影。昌邑市检察院曾会同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对２００名年龄在２０岁至４０岁的农民工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感到寂寞孤独”的占９２％，“提心吊胆，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占４７％，“为感情问题整天感到困惑”的占３６％。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采取消极的生活方式，有的将自己封闭起来，有的则借酒消愁甚至寻衅滋事。
(3) 处于非福利状态
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本上把他们排除在外。
参加社会保险难度大。如山西省有40%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用工单位普遍认为参保会增加用工成本，农民工则因为不能立即受益也不愿投保，他们宁愿省下钱带回家。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谢泽宪主持的“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在佛山、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６个城市，对３８家医院、１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５８２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５３％的工伤者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２０％表示很少有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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