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点反映到语言风格上，形成精准与模糊的不同修辞风格。
（二）简约与周严
西方语言周严、汉语简约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法治与人治语言的差异。 ——“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时，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
（三）含蓄与直露
汉语句式的意象组合法使中国诗歌艺术更具含蓄的特点。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是靠意合而不是形合，这种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像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
西洋语言比起汉语来，显得啰嗦，用字多，过多铺开，但意思明确。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And glides down past Yuchow, thinging of you whom I can not see.
“思君不见下渝州”用英语表述，思念着“I”和被思念着“you”都要出现，精准而直露，便失去了汉语语言模糊而含蓄的特点了。
思考题：
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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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此岸与彼岸
——中西宗教文化比较
前言：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
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至今仍然是构成不同地域和民族独特文化形态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深刻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就不能不关注这个领域。
了解属于人类精神现象的宗教，认清其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比较文化的重要领域之一。
中西方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宗教形态，拥有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经验。
由于历史、民族、文化传播与影响等诸多因素，每个文明内部都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和宗教体系。
鉴于此，本讲只能将比较的目光集中于东西方在宗教这一神秘且复杂的精神领域表现出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典型特质，选取的样本则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各自所孕育出的对构筑现今人类精神世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的具有不同的观念体系和信仰体验的几大人文宗教。
一、天人之际与灵肉分离
——两种不同的宗教态度
现代形式的宗教是在原始泛神信仰和巫术仪式基础上逐渐成熟的，究其核心，应该是人类在精神上对超自然的神灵和偶像的膜拜与信仰，以及在灵魂上寻求超脱现世生存状态，突破生命限制境界的努力。
人类宗教的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成熟的不排斥理性的文明宗教演进的过程，即由原始的非理性化的宗教走向理性化。 在非理性化宗教中，神秘的巫术和不为人控制的力量起着主导作用。 理性化之后的宗教则摆脱了这种神秘的力量。
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尺度，使得宗教发展的轨迹和方向各不相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气质。 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
中国文化就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
西方文化则表现出了对一个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是以神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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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宗教的人生”
中西宗教文化的分途起始于人类由原始信仰走向文明宗教的进程中。 德国哲学家卡尔2 雅斯贝尔斯在描述世界历史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
他认为，在公元前800-200年的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事件：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以利亚、以赛亚和耶利米等先知们纷纷涌现；而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
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人们的意识是与远古的神话时代相对立的，是要以理性反对神话。就宗教领域而言，原始宗教的诸神开始消失，宗教逐步地伦理化，原始宗教演变为人文宗教。
在中国，在这个轴心时代，虽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大繁荣，但是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所谓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反而由于思想的繁荣，理性精神的成熟，却使得大家意识到远古文化中所谓神的局限性，从而更多地趋向现世和“人间性”，这是一种人本化的转向。
中国文化发展到西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本思潮的广泛兴起。
西周的礼乐文化所贯穿的精神就是《礼记》中所规定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项最基本的原则，其整体功能是指示现世的人伦秩序，而不是超世的祈福。
从此，社会性的人际规范——“礼”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心，最高的存在也不再是神秘的了，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为人文规范所压倒。
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也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很少论证上帝的存在。 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重事实、重现实的取向。中国哲学关心的是现世、此岸所发生的问题。因此，当中国哲学家遇到不可解释的问题时，不是诉诸彼岸世界的神，而是诉诸此岸世界的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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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不重视事实和超事实这两个范畴的对立，一切都以事实为本。这就必然导致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中国哲学不大讨论神学问题，而讨论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学特别发达，而伦理学在本质上就是讨论此岸世界的人的哲学。
（二）对超越的向往
正如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一样，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从起源上来讲有两个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 西方的宗教同样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发展过程。
希伯来人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创立了一种一神教——犹太教，它信奉至高无上创造天地万物的超越的神——上帝，作为救主的上帝是与其他的神是截然不同的：上帝是创世者，超越于这个世界之外。既然上帝并非这个世界中的上帝，所以就不受这个世界的限制。
在基督教看来，彼岸世界处于人类历史的尽头，尘世的超脱靠的是超越的上帝对全人类的审判。
基督教认为，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和罪性的，因而人类的自救和自我解脱是不可能的。人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彼岸的上帝，倾听来自冥冥天国的福音。 基督教认为，对人来说，只有来世的生活才是永恒的，真正的幸福是彼岸天国的永生，而不是今世有限的感官快乐和世俗欲望的满足。
所以，基督教要人们为天堂而不是现世的幸福而努力，不要留恋和贪求世俗欲望的满足和现世人生的幸福。
这表现出了与中国文化全然相左的旨趣。
二、多元与一元
——两种不同的宗教信念
由于中西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不同的价值尺度和不同的发展方向，使得各自文化不仅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持完全迥异的态度，而且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中，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宗教观念和信仰体系由于整个文化彻底的“人本化”转向而一直保持在前轴心时代自然宗教的水平，表现出信仰的多元化、泛神化和服务于社会主导价值等他为的特征。
而在西方，早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完成了从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变，一元神的上帝观念成为西方文化价值的根基和支柱，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一）泛神论的多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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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与终极关怀，因此在对待宗教和神灵的态度上也缺少西方文化中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因而，他们对待各种不同宗教的态度也较为宽容。在辗转于尘世的宗教信仰体系中，这种未发育完全的自然宗教意识则一直保持其原始的低水平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世的关注也使得中国宗教的超越意识一直没有被激发出来，在表象上就呈现出信仰的多元化倾向，是一种“自求多福”的自为存在，信仰实践本身在民间也变得相当的功利，于是也就有了民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之类的说法。
总之，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习俗中，宗教的教派、教种之间的界限有时是非常模糊的，来自不同宗教的各路神仙为广大民众同时膜拜。所谓“见庙烧香、见神磕头”。只要是泥塑的偶像，不管是佛、菩萨、神仙还是圣人，甚至是小小的土地爷、财神爷，或是有民间英雄而神化的关公、钟馗，只要能保佑平安、驱除灾病、生财降福，一概设以灵位，供奉香火，顶礼膜拜。
然而，所有这些信仰和崇拜方式，究其实质却又与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宿命的人生信念，世俗的生活目标，功利的权力崇拜，以及社会结构中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息息相通，因而难以称为具有超越境界的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信念。
（二）一元神的上帝崇拜
在西方，宗教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一个从多神信仰向一神崇拜发展的过程。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因为对《圣经》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形成了许多宗派，主要有三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但是无论哪派，既然同为基督教信仰，在基本的宗教观念上是一致的。
基督教是一神论宗教，它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是绝对的、惟一的和至上的上帝。 基督教宣扬一神、一主、一信、一教的神学信条，并把上帝的权能推向了无限的领域，宣称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和决定的。
相信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惟一的神，这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总之一句话，上帝是人的一切言行的衡量和评判的惟一尺度。
在西方，一元的基督教上帝观，造成了深刻和广泛的后果。
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此为转折点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西方社会的自然观、历史观、道德观、文艺观甚至于政治经济制度全盘转型，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上帝观念在西方文化价值系统中处于基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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