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樊吉社
2012-11-27 16:14:25 来源：《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 美国全球及亚洲战略调整》（《美
国蓝皮书（2012）》
作者简介：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安全、军控政策和中美安全关系。
内容摘要：十年反恐战争逐渐结束提供了美国重新思考军事战略的机遇，金融危机的影响则迫使美国在军事开支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分清轻重缓急，而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规模和速度的忧虑让美国军事战略调整找到了方向。美国希望通过高调“重返”亚洲强化与亚洲各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美国“重返”亚洲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可能形成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中美之间“竞争”影响并不意味着中美可能走向对抗。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由“竞争”状态转变成“对抗”状态，中美两国均需要“管理”双边关系，并尝试建立新型的战略稳定关系。
关 键 词：美国 重返亚洲 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
200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重返亚洲开始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1年下半年美国“重返”亚洲再次成为热点话题。[1] 国内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纵览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对美国重返亚洲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军事意义上的“重返”，而对此番“重返”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重视不足。本文将较为全面地探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和美国重返亚洲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重返亚洲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
虽然美国重返亚洲一说来自国务卿希拉里，[2] 虽然奥巴马总统自诩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3] 但“重返”（Return）并不是描述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准确词语。美国学者也对“重返”持有不同意见，因为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实际上从老布什总统迄今美国从未忽略过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克林顿总统甚至提出过“新太平洋共同体(New Pacific Community)”的概念。美国学者更多使用“重新接触”（Reengagement）亚洲，或者亚洲“支点（枢纽）”（Pivot）来诠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如果从历史的纵深观察和分析美国的亚太政策，所谓“重返”亚洲实质是奥巴马政府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沿用“重返”一词描述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
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调整并非始于2009年7月，早在竞选期间他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当选他将实现国家安全方面的五个目标，其中包括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并重建美国的联盟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4] 就此而言，美国反恐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第一个最重要背景。
就任之初，奥巴马总统即表示要“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5] 他随后采取的政策的确在逐步兑现结束以伊拉克战争的承诺，[6] 例如降低反恐问题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地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将反恐的重点东移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增兵阿富汗的同时提出了撤军的时间表等。奥巴马政府也改变了反恐的手法，重点训练并增加阿富汗的安全部队，使之能够承担保卫阿富汗的使命，因为美国无意在阿富汗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7] ；在伊拉克，美国逐步将安全责任向伊拉克政府及其安全部队转移。另外，奥巴马政府还致力于消除滋生恐怖活动
的根源，呼吁国会拨付经费用于建设学校、修筑道路、修建医院、增加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经济机会；派出民事人员与阿富汗人进行长期合作，并加强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的能力，帮助恢复阿富汗关键性的经济行业。[8] 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还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大支持，共担反恐的责任。他在讲话中指出“（恐怖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国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最高层次的国际安全挑战。”[9] 奥巴马政府更重要的举措是缓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09年6月4日，他访问埃及并发表题为《新的开端》的讲话，明确表示：“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美国并非──也绝不会──与伊斯兰教交战。”[10] 奥巴马政府随后大幅减少反恐投入，并撤回此前用于反恐战争的军队。反恐政策的调整让美国有余力重返亚洲，并实现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
重返亚洲的第二个重要背景是美国面临削减财政赤字的压力，其中军费开支的减少是一项重要内容。布什执政的8年时间，美国外交、军事、安全战略的主轴是反恐战争。反恐战争让美国软硬实力受损；反恐战争也让美国耗资甚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2011年３月发布的报告，“9.11”事件以来，用于战争行动、基地安全、外援和参加两场反恐战争的士兵医疗等的支出累计达到了1.283万亿美元，[11] 但这绝对不是全部开支。如果对比一下美国国防预算的变化，也许反恐战争开支的增幅更直观一些。2001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预算是3631亿美元，到2011财政年度，这个数字达到了7250亿美元，增幅将近一倍。军事开支仅能够从每年的国防预算中看得到，还有更多的、与反恐战争有关的庞杂而庞大的开支未必那么“显眼”，特别是美国本土的反恐支出。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用于本土安全的费用达到了750亿美元。反恐开支的增加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中东的反恐战争，国际油价波动剧烈。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国际油价不到25美元一桶，到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到接近
160美元一桶。石油对美国经济的拖累显而易见；巨量的反恐开支导致美国政府“欠债”度日。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
不仅如此，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上升，国债记录屡创新高。为提高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国会两党于2011年7月底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共识，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联邦政府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削减财政赤字。根据国会通过的《2011年预算控制法》，联邦开支中被削减的各项安全项目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家核安全局和国务院的国际事务、情报机构的管理部分。为响应国会的要求，国防部需要在未来十年削减4870亿美元军事开支。[12]
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背景不仅是削减联邦开支，还包括振兴经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提振经济，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扩大出口，在未来五年中实现出口翻番，为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机会。为此，他还发起了国家出口倡议以协助农场主和小商业增加出口，并改革出口管制体系。[13] 亚太地区显然是美国扩大出口、提振经济的主要方向。
重返亚洲的第三个背景是中国崛起引发的忧虑。中国军费连续多年呈现补偿性的两位数增长，研发新型武器系统如隐形歼击机和航母等的速度加快，美国所谓中国经济实力最终将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担忧似乎正成为现实。在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称中国崛起将“继续重塑国际体系”，“全球和亚太地区不断演变的战略图景中最具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存在和影响不断增长。”“中国的军队开始发展新的角色、使命和能力，以支持其日益增加的地区和全球利益”。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评
估还略显乐观，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将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实质性和更建设性的作用。”[14] 这种评估在2011年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开始发生变化，该报告认为“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促进其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并拓展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利益”，并暗指中国“展示民族主义和自信考验美国伙伴的韧性和美国的领导力”，因此美国“将继续仔细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关切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程度和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在外空、网络、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自信”。[15] 如果说以前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担忧仍然处于“疑虑”状态，现在美国的此种“疑虑”已经转化为“焦虑”。美国在其军事战略报告中重申，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美国将展示意志并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应对海上、外空和网络空间的（中国）挑战。
十年反恐战争逐渐结束提供了美国重新思考军事战略的机遇，金融危机的影响则迫使美国在军事开支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分清轻重缓急，而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规模和速度的忧虑让美国军事战略调整找到了方向。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通过高调“重返”亚洲强化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小布什总统虽然从未放弃亚洲，但因为他在两个任期内专注于反恐战争，美国并没有太多关注亚太地区，甚至忽略了东盟。[16]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旨在改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亚洲政策。
二、美国军事“重返”亚洲
美国在军事上从来不曾离开亚洲。冷战时期，因为担忧前苏联侵略欧洲，美国主导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框架则主要依托多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构建的“辐辏”体系。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经尝试裁撤亚洲驻军，弱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199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