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四，美日澳和美日印协调关系的发展。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虽非新设机制，但美日澳三边的合作在奥巴马执政后得到增强，这主要表现为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2010年6月在冲绳的军事演习、2011年7月在南海的联合军事演习、2012年2月三国空军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美印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始于小布什执政时期，但在奥巴马执政后得到推进；不仅如此，美日印之间的战略协作也得到同步推进。无论是美日澳还是美日印，这些新型战略协调关系的发展都有针对中国崛起的内涵。
经济考虑是美国“重返”亚洲的第三个方面。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经济意义不言而喻。美国贸易代表认为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该地区GDP占全球GDP的60%、国际贸易的50%。1990年以来，亚太地区的货物贸易增加了3倍，全球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4倍。[34] 《白宫简报》也称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意义重大，因为美国10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有6个在亚太经合组织中,。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购买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的61%以及美国私营服务出口总额的37%以上，支持了500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35] 奥巴马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峰会期间的讲话更是强调亚太对美国出口翻番和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36] 美国要提振经济、增加就业，亚太是美国头等重要的区域。奥巴马政府也的确在该地区投注了很多精力，前述美国政治上“重返”亚洲相当一部分内容具有“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的意味。美国经济“重返”亚洲不仅包括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下与东盟的合作，还包括美国大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TPP并非美国首创，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即表示要与其中一些国家谈判，但真正大力推动TPP的是奥巴马政府。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有意参与TPP谈
判；2010年11月14日，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于2011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完成并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纲要；201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TPP成员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各国加速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四、美国“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
无论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军事内容、政治内容还是经济内容，都很容易看到美国战略调整背后的“中国内涵”。
冷战结束后，美俄关系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北约和欧盟相继东扩。奥巴马政府试图“重启”美俄关系，美国的安全和军事战略报告中很少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军事对手，欧洲不再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无意继续在反恐问题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逐渐结束反恐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结束反恐意味着美国前期在反恐战场的军事力量也将撤出，军事战略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方向是从关注当下战争转为关注未来的挑战，[37] 即亚太地区的挑战。[38] 环顾亚太地区，能够对美国构成安全挑战的除了朝鲜半岛就只剩中国了。实际上，2011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战略环境”部分所述五项内容中的两项与中国密切相关：亚洲财富增加导致的军事现代化和资源争夺；全球公共空间和全球互联领域的挑战。[39] 美国此番军事“重返”亚洲针对中国似乎不言而喻。奥巴马政府的军事战略虽然不再提对华“两面下注”，[40] 但过去两三年中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内容毫无疑问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2011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2012年初的“战略指南”——《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中，美国已经不再掩饰对中国挑战的担忧。美国从抱怨中国军事现代化、战略意图不透明逐步转到“排兵
布阵”防范中国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
美国政治和经济“重返”亚洲的内容也与中国密切相关。过去十多年中，美国专注反恐，其亚洲政策强调双边关系，而忽略多边关系以及区域性的多边组织。中国则在过去十多年中专注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以及“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与本地区的国家实现互利共赢。在此过程中，中国积极创设并参与了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包括10+3对话机制、10+1对话机制，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在经济领域倡议并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创建。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多边外交引起了美国最深处的忧虑：美国有可能成为多个区域多边机制的局外人。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参与或者主导的多边组织可能排斥美国颇多戒备，美国更担心现有或者孕育中的多边机制可能影响美国的双边同盟。奥巴马政府政治和经济“重返”亚洲一方面确有振兴经济、参与亚太经济繁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要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通过介入或者创设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安抚盟友，并塑造多边机制的发展方向。美国能够在较短时期内比较顺利“重返”亚洲，关键在于迎合了东南亚各国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忧虑。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毫无疑问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可能形成一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地区安全等多个领域。首先，中国军事力量的建设不会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止步，中国仍将投入资金研发武器装备。由于中国利益不断拓展，类似打击海盗、保护航线的需要也将上升，中国海军也有走出去的需要，这可能让一直主导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短期内很难适应。美国在军事战略报告中一再表述对“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建设的忧虑，美国军事上“重返”亚洲即为提前防范中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表现。另外，美
国在南海地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海空抵近侦察也考验双边关系的韧性。第二，在朝鲜半岛、南亚等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作用日益上升，而中美两国利益未必一致，甚至可能完全冲突，两国如何协调利益冲突也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之一。第三，除了双边安全关系、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更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2010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公开就南海问题表态，她称南海航行自由、自由利用亚洲共享海域以及在在南海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支持南海声索国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协商解决领土争端。[41] 在中日撞船事件后，美国宣称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在中国与菲律宾的海域争端中美国也做出了不恰当的表态。美国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将是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挑战。第四，在经济领域，由于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两国竞争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势头有可能继续下去。第五，随着美国恢复对多边机制的兴趣，中美很可能在亚太地区诸多多边机制的构建、发展中竞争影响。
中美之间未来可能形成“竞争”关系并不意味着中美可能走向对抗。目前来看，美国“重返”亚洲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在安全领域是一种“防范”姿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则是一种竞争姿态，部分具有安抚其亚洲盟国和伙伴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并非全然的对抗态势。第二，无论是在全球问题还是地区问题上，中美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且美国在诸多地区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美国显然不可能在寻求对抗中国的同时得到中国的合作。第三，虽然中美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上巨大分歧，但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趋向广深发展，经贸领域的分歧也较安全领域的分歧易于化解，两国人民的交往亦非冷战时期可比，并且中美之间已经存在60多个对话机制，双边分歧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对抗不符合任何一国利益。第四，虽然美
国一直在“重返”亚洲问题上调门很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东仍然掣肘美国。近年来，无论是美国政府高官的讲话、美国政府的官方文献，还是美国的外交实践，都很容易看到亚太是美国核心关注，但中东同样是美国军方深处的忧虑，如何实现亚太与中东的平衡将持续困扰美国。[42] 第五，中国周边国家经济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安全上希望依托美国，维持这种微妙平衡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面对中美对抗，而它们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局面。[43] 第六，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计划在未来十年逐步削减军事支出，美国当前的战略调整具有“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儿”的意味，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军事领域做出过多承诺，美国将更多借重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与中国竞争，从而扮演所谓的“领军角色”，因此中美直接面对的可能并不大。
为了避免中美的“竞争”关系转变成“对抗”状态，中美两国均需要“管理”双边关系。管理中美关系需要中美两国均较为理性地评估中美实力消长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预期都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管理中美关系还应考虑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美国在南海问题、中越、中日、中菲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表态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可能导致第三方利用、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诱发中美之间的对抗。谨慎处理第三方因素是美国“重返”亚洲首要关注的问题。另外，由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防御性”的心态以及可能由此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影响未来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概言之，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是也不应是零和关系，中美冲突如果不是出于自主选择，绝非不可避免。[44] 在美国面临战略转折点的时刻以及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应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面前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