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的同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的从我们手中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可见，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造成了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
货币经济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之间本身具有的情感维系被无情而冷漠的人与金钱等诸如此类的抽象物质关系所取代，人与金钱亲近了，人与人之间却疏远了。更令人悲伤的是，金钱这个冷漠的东西固然客观，并且完全中性，对人和它对其它所有东西一样。无论是对金钱无比的崇拜乃至达到拜金等狂热程度，或是其他一些对于金钱一味的清高或保持不屑态度，金钱对于这些都是根本无所谓的。但是人这种富于情感的动物若把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这个本是手段的中介物上，生命的感觉就要随之颓萎。在西美尔看来，无论是聚敛钱财的吝啬还是挥霍无度的奢侈，无不折射出金钱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吞噬，只对金钱产生感觉、以及对金钱毫无感觉，不过是生命感觉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无聊罢了。
货币对价值的僭越，从根本上表示为货币从方式上升为目的。西美尔在书中分析了货币从手段成为目的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这是日趋发达的现代文明的痼疾，这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关系甚大。劳动分工使一项完整的劳动分为若干个有形且分别独立的碎片，因此在这基础上，在越来越成熟且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要完成一个目标需要分别完成各个碎片，之后再予以组装，形成整体，以达到目标。这个过程中的手段越来越复杂。而对于价值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于手段的应用，而最终遗忘了其先前所要实现的目标。
“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自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于其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的、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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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著，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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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看出，在西美尔看来，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上对于价值的认识和依附的重心的转移，使得货币（或者直接称之为金钱）代替了其他价值而直接上升为人们生活所追求的直接和终极目标，并且间接且连续的导致了现代社会全面的手段与目的或价值的倒置。其中，西美尔把货币视为“手段变成目的的最极端的例子”。目标被手段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在市场经济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时代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幸福都与特定数目的金钱密切相关。至此，货币已经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西美尔显然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就是“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另一个层面上，以金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货币几乎拥有了超越一切具体事物的能量，导致一切事物趋于无差异化和外在化；它“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不仅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货币经济生活造成了生命感觉的扭曲和个体灵魂的错位，也导致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
当物质世界被完全倒置，人们的精神领域也遭受了这种倒置所带来的侵袭。“方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18
最终，人类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从此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西美尔指出：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并提供给他们以各种兴趣统一联合的一个尺度、一种抽象的高度、对生活细节的统合，以致于它竟然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满足的需要”19
“人们经常抱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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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61
Simmel,“Tendencies in German Life and Thought since 1870”(《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倾向》)David Frisby，（戴维?弗里斯比，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大都市现代性与建筑，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德国社会理论史，齐美尔的社会理论。著有：《疏离的心灵：1918－1933年德国的知识社会学》（1983）、《格奥尔格?齐美尔》（1986）、《齐美尔论文化：文选》（与人合编）（1997）、，现代性之都市风貌：批判性探索》（2001）等。近年发表的论文有《齐美尔论家庭：导言》（1998）、《作为文本的大都市：瓦格纳与维也纳的“第二次复兴”》（1998）、《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现代性?前史》）（1999）等。（ed.）George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p6-7 19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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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互相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是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
一言蔽之，货币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正如德国汉斯萨克斯21说：“金钱是世界的世俗之神”。但货币只是在形式上，也只有在形式上具有上帝的观念的客观性。因为金钱终究只不过是手段，它虽然承载了一切千差万别的等价物，但自身却空无一物，终究将会现出原形，而还原为其客体的身份。而有一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内心深处，22“在那里，灵魂决定了我们与生活的关系，并且灵魂相当巧妙的、也几乎不无讽刺地在货币这个最外在于灵魂的存在中得到了自我实现，因为灵魂超越了现存的心灵形式所具有的一切特质和强度。”
3、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所包含的“异化”
所谓的“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及产物（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产物，社会体制等），成了主宰人，约束人的异己力量，人成了自己行动和行动产物的奴隶。通俗来说，就是人不像人，人成为非人。而根据马克思从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的异化概念：异化是指个体与自身的本性、自身的劳动产品，以及工人阶级之间交战的状态。正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著名论断：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它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强制的外在的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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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著，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p12-13
Hans Sachs, 汉斯·萨克斯(1494-1576) 德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民众诗人、工匠歌手。当过鞋匠。他在七
十三岁时，把所写六千多篇作品手抄成册，名《诗全集》，以诙谐，生动的教训和写实主义的社会描写为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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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一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异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同样也包含了异化的思想，这与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即：人创造的货币反过来支配人。人在生产发展中创造了货币，使其作为一个手段和工具。但这个小小的“孔方兄”却在人的不经意中慢慢的崭露头角，长出翅膀形成光环以一个我们熟悉却高大丰满了许多的身影一跃而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慢慢习惯于臣服于它，膜拜于它，受它的操纵与摆弄，而忘却了它的本质。同样，在解释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影响中，他与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似，即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是产生异化的原因。”而西美尔的“货币由手段变为目的”就是其例证之一。
但是，与其追随者卢卡契24、本雅明25不同的是，西美尔并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也不赞成将“异化”完全归咎于货币；他倾向于把货币体制与现代文化的一切成果看作是“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在敦促人们留意货币经济与现代文化“阴暗面”的关系的同时，也要看到货币经济对主体精神潜力的激发和支撑作用，看到货币与“最精微和最高贵的东西”之间某种“神圣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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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所带来的空虚且变幻无常的自由
正如前文所述，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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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p93-94
卢卡契：匈牙利哲学家，作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契是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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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闻名的，但卢卡契同时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其实是多方面的，这本《理性的毁灭》就是他的另一本重要的、却还不被人熟知的巨著。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未必都正确，但至少在法西斯主义及二次大战等问题的研究上，它包含了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入研讨的新颖思想和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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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犹太人。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本雅明的身份丰富而多样。正如理查德.卡尼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主要著作: 1900年，《柏林的童年》《柏林纪事》 1919年，博士论文《德浪漫主义艺术批评概念》《论歌德的（亲和力）》 1925年，《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黎拱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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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倾向是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后一种倾向则是货币使之可能的现代社会保存个体自由和内心独立性的潮流。
提到自由，恐怕没有比这一概念基本、却难以解述、也更容易引起混乱的了。在日常用语中，自由一词的意义并不复杂，就是指不受限制或阻碍，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26这是自由的本意，任何其他意义的自由都由此延伸引出。以赛亚?伯林27由此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而消极自由则是一个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私人领域。28
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文化虽然因为夷平一切差异而平庸至极，但作为其所带来的另一文化表象，即货币最大程度的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
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实现，从历史上来看，是从封建社会中个人劳役和财务占有方式的改变开始的。在实物经济时代，役务者与其主人之间的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其劳动能力是完全归属于领主的。只有当货币租税29出现，并决定性的替代了实物义务和租税时，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关于这点，西美尔是这样说的：“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即“货币是人与人关系客观化，这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30实物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紧密且温情脉脉，但却由于过分依附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当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枷锁被打开，使人也与有形实物之间分隔开来，成为“独立的”、“拥有自由的”个体，减少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即不直接与他人或他物所关连。
另外，西美尔认为“金钱也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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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自由主义基本概念》，200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p34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
封爵士。 28
I.Berlin,“Two Concept of Liberty”,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New Y 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1-122 29
Geldabgabe/money payment，指封建时代各种土地保有形式中上交给领主的地租，还包含国家、地方政府等行政机构征收的赋税 30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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