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周克文受禹作敏指派负责指挥村庄外围的警戒、巡逻。随后，总公司大楼前聚集了上万名群众，且进村的各主要路口也分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18日上午，禹作敏又召开全村广播大会，煽动全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致使公安、检察机关未能正常执行公务。
“检察院调查危福合的事儿，你就让他调查呗，你为嘛还要把检查院的人扣下来？天津检察院副检察长被禹作敏扣了两天，市里让他放人，他就是不放。禹作敏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检察长，你到了我大邱庄就得接受我的检查。我×，你说这事儿！结果把检察长给打了，把公安给扣了。这还不算完，公安再进大邱庄，是一个都不让你进了，所有进大邱庄的路口全都堵死了！天津的防爆部队就在崔庄子附近驻扎着，进不来，禹作敏号召各个厂子停工，一人一根螺纹钢管，放假，堵路口，不许回家，都在厂子里，家属往厂子送饭，24小时在厂子坚守，对峙了三天，武警一直没能进去。”刘金峰回忆道。
因刘玉田案，诸多禹姓同族被抓且被判刑，刘金峰在大邱庄得不到工作机会，当时正在附近的双塘打工。“反正我看着当时可能有演习的意思吧，大约是以部队演习的名义包围大邱庄，当时都弄着锅弄着嘛的，咱也不知道上头是什么意图，到底是真演习还是假演习。”
据禹作敏胞弟禹作瑞回忆，因处理刘玉田案，禹作敏对天津市委非常不满，尤其对天津司法机关的处理决定表示“不能接受”。“我亲见的一个事情，闹得非常僵。一次，我到那边儿（禹作敏家中——记者注），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正好来电话，说禹作敏，你上天津来一趟，就是你和宋平顺闹的这个问题，来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不至于矛盾这么大。书记（指禹作敏——记者注）说：我不去，不去。聂璧初可是市委书记、代市长啊，叫你到天津去一趟，把打死人怎么来怎么去的经过说一下，把你和宋平顺的矛盾说一说，说开了不就完了吗？他说不去，而且把电话‘呱儿’一扔！还骂了一句，并说‘你弄不倒我，我就弄倒你’。他是和天津市顶上劲了。我就在当场。”
“最后不是宋平顺带着武警要到大邱庄来吗，从那边来了，书记说：‘他来啊，我让你连村都进不来！我是党员，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你为什么到我大邱庄公开围攻？’各个进村的路口全用大车堵住了，群众全放假了，一个个拿着铁棍。要的是那个阵势，谁真打？
那意思就是，你有武警，我有老百姓，你有手枪，我有铁棍，当时几个集团的头儿们都在禹作敏周围坐着，等消息。你知道有多少人劝他？！劝他别这么狂了，其实如果说一说，事情可能完全两个局面，可他非要愣顶。”
禹作敏大哥禹作哲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时而叹气时而愤慨：“宋平顺在天津说了算，人家要上下勾起来算计你，别说一个禹作敏，你十个禹作敏也白给。他要整你，还不跟拿（捉）个小鸡儿一样！”
事实上，在围攻大邱庄的前一天，也即1993年2月16日，禹作敏与时任静海县县委书记的崔士光及时任县长的只升华有过交流。之后，在交给天津市市委书记聂璧初的信函中，禹作敏表达了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观点，但同时认为：“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而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如何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
2月17日，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亲自出马，由天津市公安局抽调400名（亦有1500名和1700名的说法）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村庄待命。依据官方语调，此动作主要是“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调用警力，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在“以暴制暴”策略未能奏效，且引发禹作敏与天津市委尤其与宋平顺所携天津市公安局严重对立情态之时，适逢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津赴任天津市市委书记。依据本刊记者掌握的可靠材料，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发去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据称，接到静海县委送达的通知后，禹作敏思忖再三，于忐忑、怀疑中无奈前往。据了解，当时与禹作敏同去天津迎宾馆的，除却崔士光外，尚有禹作敏最为信赖的贴身保镖史明生（本刊记者多次努力，仍旧未能联系到此人），以及3名骨干村民，分别为李向军、朱振凤、杨会阁。据禹作瑞回忆：“书记说：你聂璧初怎么叫我，我也不去！于是，聂璧初只
能等高德占来商量，高德占给静海县县委书记崔士光写了封家信，让禹作敏到天津迎宾馆，要和书记谈一谈。”
禹作敏束手就擒。
“一共去了三辆车，人都被扣了，后来经过审问，那些人都没问题，就放了。”村民李风光对《财经文摘》讲述时认为，天津市公安局早有准备。“从‘李七庄’（此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为天津外环，属大邱庄通往天津市区的必经之地——记者注）那一段开始，全部戒严了。”旋即，在“大邱庄群龙无首”状态之下，宋平顺迅速动作，第三次亲率天津公安干警一行数人再度开赴大邱庄，轻松抓获涉案人员数十人。
“四大集团的经理，不但一个没动，而且全部改口，都顺着公安的意思说话了，说禹作敏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跟天津市委穿一条裤子了。”禹作敏大哥禹作哲无比愤恨地说，“这就是杠着（意为“命中注定”——记者注）。禹作敏走到这一步啊，杠着他把大邱庄操办起来，杠着他再走这一步，别的就甭说了。人家宋平顺来大邱庄开会就说，禹作敏让谁死谁就得死，你说有这种事吗？！人家开会就这么讲的，你怎么着人家？老百姓谁敢言语？暗地里说话管嘛用？四大公司都是禹作敏弄起来的，可到现在呢？禹作章是书记亲自培养起来的，等到书记被抓走，他一下子就变成公安那头的人了，不但不替书记说话，反而把书记害得很惨。四大公司人家也不管了，谁说话也不顶用了，谁还敢说话？！”
大邱庄之强人禹作敏时代就此戛然而止。
孤独的行者
15年后已由村变镇的大邱庄，马路、楼群、商店、农贸市场依旧沿袭了往昔的风貌。扩容后的大邱庄镇如常地来往各地的商贩，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香港街上的店铺三三两两地开门营业，甚至大量的小姐出租屋亦不时闪现。尤为显眼的是，从大邱庄村口延伸至数公里外的宽阔水面已完全黑褐污浊，被污染到不可复加的程度。
遭遇巨大政治波折而陷入困顿中的大邱庄经济，在付出了沉痛的环境污染代价之后，依旧徘徊乏力。自1993年禹作敏事件之后，伴随着各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疯狂挤兑，大邱庄原本蒸蒸日上的集体经济瞬间崩溃。之后的所谓股份制改造、产权制度改革，非但看不到任何实质性成效，却引致问题迭出，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育有二子三女的禹作敏在客死他乡之后，可谓家道中败，长子禹绍国、次子禹绍政目前均已流落异地且勉强维持生计，三个女儿也大致分散在天津市及静海县城，绝少再回大邱庄。禹作敏繁盛时期“高贵”的白色别墅因产权不明无法出售而基本闲置，玻璃窗上满是灰尘。抚今追昔，不免令人叹惋。
《财经文摘》记者先后多次通过知情人士获知禹绍政的联系方式，但遗憾的是，不是号码停机、关机，就是房子已经换人，而禹作敏老伴范氏目前正与禹绍政一起生活，已数年未归大邱庄。禹作敏长女多年前嫁与原大邱庄四大集团之一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记者曾三次前往赵书忠目前独资运营的大邱庄钢材市场，奈何赵与其妻执意以“工作太忙、事情复杂”为由一再推脱记者的采访。
大邱庄于1993年吸纳周围四个村庄而改制为镇，曾多年担任该镇镇长且对大邱庄当年变故分外明了的陶润立，于2003年调任静海县县长一职。本刊记者8月14日前往静海县县委采访时，陶润立刻意回避，其助理王滨对记者称：“关于禹作敏的话题实在太敏感、太复杂了，真的不方便讲，对不起。”原尧舜集团总经理禹作尧、现万全集团总经理张玉银均对禹作敏话题三缄其口。
禹作敏二哥禹作新之子禹绍武当年颇为禹作敏看重，他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认为：“老爷子太冤枉了，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当年为了大邱庄发展费尽了脑筋，到最后，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吃十来片安眠药都睡不着。大邱庄人都知道，老爷子半夜睡不着了，就一个人到大队里坐着去。”
2004年从静海县独流镇调任大邱庄镇担当镇长的姚金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假思索地举出林彪的例子，力图回避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他表示，中共的法律法规，没有功过相抵的规定，禹作敏做出过贡献，共产党并不否认，但是他违法犯罪也是事实。“林彪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东北全境的解放，包括平津战役，包括淮海战役的一部
分，包括渡江战役，包括进军大西南。他做得不也是不错的吗？你能不能说因为他那段做得好，犯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后，就把功过抵一抵呀？共产党的法律没有这一条。”
“没有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没有禹作敏，现在即使改革也到不了这一天。没有人是没有错误的，如果论功过，我认为，禹作敏功劳占95%。”李风光如是说，“书记自杀那年的‘十一’过得相当隆重，天津，全国都是！我琢磨着他自己一定有个回想：你说何必啊，我辛苦劳累??原来从中央到地方，都知道大邱庄，都知道我禹作敏，都知道啊！为什么‘十一’前后他吃的安眠药？我知道他的性格。”
“县里早就惦记着把大邱庄划成镇，书记没答复，说你别划镇，回头我搞好了，搞成了规模，你给我划个市。这么一来，对静海的提议，书记没同意。到后来书记一犯事，人家中央工作组进入大邱庄组织这个事，商量着怎么搞，把禹作敏犯的错误怎么来怎么去的一说，后来划成了镇。”禹作瑞认为，即便在禹作敏出事前后，其在经济发展上仍旧具备豁达的思路和更为长远的打算，“大邱庄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结果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2007年8月15日下午4点，《财经文摘》记者来到天和医院，禹作敏生前最后停留的地方。据称，禹作敏曾在天津第一监狱（天津人称之为“西所”，已被拆除，目前天津第一医院所在地——记者注）服刑两年，后保外就医到天津武警医院，后又转至天津天和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记者赶赴天和医院采访的当天，恰逢天津市整个卫生系统女同志歌咏比赛彩排的日子，大量的医生护士，或年轻或年长都身着深紫色套裙聚拢在医院门口说笑。医院三楼，记者通过多人指认，最终得以确定禹作敏生前病房所在地，但该病房早已由一间开辟为两间并改为门诊诊室。据天和医院某护士讲，当初这间病房编号为“甲三”，也即高干病房。
天和医院办公室主任于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我经常在院子里碰到他。我所碰到的禹先生，格外讲究礼节，和我们见面总是点头问候。但他当时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有多大的自由，这个我不清楚。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很自由，因为他有时候还自己出去买点东西，这个我是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