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呢，袁世凯选的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好，他是在1915年，中国刚刚受到一个巨大的屈辱——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之后，去复辟帝制的，这便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当时有人写文章说，如果袁世凯你能够打败日本或者打败德国，发扬我们国家的国威，要当皇帝，还可能接受。但是你袁世凯刚刚接受了“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有什么资格当皇帝？袁世凯的复辟引起了公愤，最后在1916年身败名裂而死。
袁世凯之死是近代史上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事件——一个人从他最辉煌的权力顶峰，一下子就跌落到身败名裂，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在我上学的时候，曾经和几个同学议论过这件事儿，其中有一个同学说得非常精辟，他说：“袁世凯其实也很可怜的，因为他没法超越他的局限。”这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越他的时代，比如说慈禧太后，她没法超越她的知识局限，她相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袁世凯也没法超越，因为他一辈子给皇帝当大臣、磕头，所以他就觉得皇帝是最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他就总是抵抗不了诱惑。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也是一样，他超越不了革命家的局限，他一辈子革命，到后来他搞建设，就不习惯，总是想继续革命。所以毛泽东到晚年也很痛苦。这就是说明，人很难超越自己的局限。
袁世凯本人也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如果我们熟悉那段历史的话，可以看到袁世凯是从1913年到1914年，再到1915年，一次一次的试探，一次一次的退回来，到最后他还抵制不了当皇帝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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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最后身败名裂而死，中国从此陷入长期的战乱当中，因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这个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就分裂了，变成直系、皖系、奉系等，中国就再也没有一支能够在短期内统一中国的力量，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中国之前，整整30多年的时间，中国再也没有真正的统一过，陷入长期的战乱中。大家知道，处于战乱的状态的国家是没法搞建设的。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才能搞建设。而中国，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直到1949年之前，再也没有进入到这种稳定时期，这种大动乱的历史时期，是“五四”青年产生的土壤。
袁世凯死后，整个国家的统一的局面就瓦解了。我简单的讲，最大的一个派别——北洋派分裂成了直系、皖系、奉系，然后南方呢，各个省都有各个省的军阀。比如说桂系、滇军，四川一个省被五六个军阀分割。中国变成了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军阀为了扩张地盘，就得养兵，养兵得要钱，要钱只能盘剥人民，所以当时的人民非常痛苦，而国家的动乱也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可能都没有那时候的中国那么动荡。当种局势动荡到20年代的时候，土匪都已经是遍地都是了。山东有一个著名的“临城大劫案”，山东的土匪从山上下来，抢劫了铁路干线上整整一列火车，把整个火车上的人扣为人质，这件事还成了国际事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车厢里面全是外国人，几十个外国人被抓到山上做人质。现在我们经常听说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抓两三个人做人质，那个时候在中国有几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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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几十个外国人都被抓去做人质，可以想见那个时候中国的混乱程度了。
当时的中央政府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各个地方军阀都已经实际独立了，没有钱交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怎么办呢？还是只能靠借外债。1916年到1920年的时侯，掌握中央政府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他收不到税收，只能向外国人贷款，而当时呢，他主要依靠的是日本人，日本给他巨额的贷款，一笔一笔的有很多，这就涉及到卖国的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所说的卖国贼，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什么叫卖国贼呢？这不是比喻，确实是卖国。怎么卖呢？主要是出卖铁路权，日本说“你要借钱，行。必须把这条铁路的建设权、管理权给我。”还不止是铁路的问题，铁路两边一定宽度的土地在一定年限内都由他管辖。
一个国家通常不会让20岁的青年人去管国家大事，现在20岁的青年人才上大二，国家大事由他们的长辈来管，这才是正常国家的状态。 “五四”一代是在中国的深重的痛苦当中产生，非常黑暗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出一代充满救国激情的青年。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胜利
那时候呢，年轻人就渐渐的愤怒了，在正常的年代，年轻人时候应该是安安心心读书，像我们今天，大一大二的学生还在上基础课，甚至上了研究生之后也在安安心心读书。但是那个时候呢，年轻人没法安心读书了，觉得“你们这些成年人，这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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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员，这些总统、总理、督军，把国家弄成样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在1918年，北京就出现过一次有学生请愿，当时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军事协定，军事协定出卖了国家的权益。这时候青年人就开始游行。但那次的游行呢，还比较温和，有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到总统府去请愿，递了请愿书，恭恭敬敬出来，然后就散了。散了以后，有些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学生领袖，越想越觉得窝火，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就是递了一个请愿书，人家也没理，然后就撤了，这是学生运动刚刚萌芽的阶段。
后来，学生们就觉得这样不行，得形成组织，于是在一些学校中，比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形成了，比如国民社。 “五四”运动的时候，就靠这些人才能组织起来，要是原来没有组织的话，一下子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行动。这时候表现很突出的就是北京大学，它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大学发挥最大作用就是这个时候，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五四”之前，蔡元培已经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一个提倡民主主义的人，他的心胸比较开阔，有新的思想，聘请了一些有新思想的教授，比如说陈独秀、胡适。他也支持学生社团的活动，比如说学生要成立一个新潮社，蔡元培就可以分给他两间房子作为活动场所，活动缺少经费的时候，甚至可以拨给经费。另外，那个时候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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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密切的交流。当时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现在因为学生太多了，成千上万，学生可能认识老师，但是老师根本不认识几个学生。而那个时候学生比较少，所以老师和学生很熟，特别是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当时北大最有影响的是文科，当时在红楼二楼有一个文科教师休息室，那里就是一个活动中心；一楼就是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另外的一个活动中心。这两个地方就是北大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心，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和一些教授整天在里面讨论问题。后来他们把这两处活动中心起了外号，二楼文科教师休息室叫做“群言堂”，为什么叫“群言堂”呢？是说这些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楼下图书馆主任室叫做“饱无堂”，什么意思呢？是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其实很多新思想都是从这两个地方出来的，教师和学生整天探讨思想、学问，很多新思想就酝酿出来了。谈好了，就有人写出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面。这几个刊物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新思想杂志，影响着全国的新思潮，北京大学当时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圣地。全国各地很多年轻人都跑到这儿来，有的来投考，有的不是正式学生，也来旁听，按现在说法就是北漂。比如说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北漂，在北大漂了有几个月，旁听了一些课，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在1919年3月份的时候，他母亲病重，因为他和母亲感情很好，就回家去了，就没有赶上五四运动。这就是当时的北大对全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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