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原来北大的校园不是今天我们的校园，原来北大的校址在城里，在景山附近，到天安门游行也很方便。
到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直接的导火索出现了。其实即使没有导火索，也会有活动，至少在5月7日国耻日会有游行。大家知道1915年日本要求中国签订“二十一条”，谈判了几个月没有达成协议，5月7日给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意思是：如果你48小时内再不答应的话，我就要和你开战了。到5月9号的时候，袁世凯政府非常屈辱的接受了最后通牒。后来教育界就把5月7日和9日当成国耻日，教育学生奋发图强。
后来为什么游行发生在5月4日呢？这要从一次大战讲起，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组织，所以到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战胜国。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非常高兴，北京的学生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开了很多庆祝会，还搞了声势挺大的提灯游行，因为中国几十年都是一个非常屈辱的国家的，总算好不容易成了战胜国。
而且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建议，主张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打败，美国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当时中国人觉得，美国总统的主张，肯定会被接受。所以在预想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那些收回山东等很多要求都能解决，所以中国人对巴黎和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预期。当然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幻想，所以幻想破灭以后，失望就更大、受到的刺激就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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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谈着谈着，情况就不乐观了。到4月底的时候，中国外交就彻底失败了，重要的权益都没有收回。而山东问题呢，更没法解决。为什么没法解决？因为在1917年，段祺瑞政府在跟日本谈判一条铁路的2000万日元借款的时候，日本在签约之前，要求中国再次保证，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来继承，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回文“欣然同意”。所以巴黎和会上，日本就说，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和中国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就不应该再提出来。并且在这之前，日本跟英国、法国对于山东问题早就已经有了默契。巴黎和会上美国就归还山东问题，给日本施加压力。但是日本表示，如果美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就退出巴黎和会。于是后来美国被迫退让，说既然中国已经欣然同意了，别的国家就没法管了，因而中国人原来作为战胜国的一系列的收回权益的幻想全部破灭了。
5月初消息传回来，青年学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激烈，激烈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当场自己手指咬破，写血书，写出来的字，就是“还我青岛”这四个字。5月3号，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学生动员大会，会上提出，原来在5月7号游行的计划提前到第二天，就是5月4号。学生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提出 “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口号。5月3号晚上，很多学生根本有没有睡觉，据说学生们当时把北京大学学生会的钱全部提了出来，买了很多布，制作了几千面旗帜，除了北大学生人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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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分给其他学校不少。
5月4号的时候，学生们就开始了空前的大游行。其实在巴黎和会谈判的过程当中，消息不利的时候，北京高师有些学生就开始酝酿一个暴力小组，决定用暴力对待卖国贼。他们事先到照相馆里面，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相片都给弄出来，然后查明他们的住址，还买了很多火柴。
5月4日游行了一圈后，他们就号召去找曹汝霖算帐。当时北大的傅斯年还想阻挡，但是挡不住。学生们跑到曹汝霖家，曹家外面有几十名警察在守卫。但是暴力小组的人爬了进去。然后凭借人多势众就把门打开冲进去了。曹汝霖对自己家比较熟悉，藏在一个角落里面，而当时正在曹家的章宗祥被抓住了。有人说这就是章宗祥，众人然后就开始打。打着打着，忽然有人说，不对，认错了，就把他放了。但是后来学生又跑回来了，说没打错，这次就打的比较重了，他们把一个床给拆了，用铁架把章宗祥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在医院里抢救了两天才抢救了回来。随后，暴力小组的人就把火柴拿过来，开始放火，就是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对于事情，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总觉得太暴力了，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也许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可能会非常的惨烈。
暴力事件以后，警察就开始抓人了，共抓去了32个人，有20个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赶紧找政府去谈判，在5月7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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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就被放回来了，学生回到学校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这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受到了北洋政府很大的压力，蔡元培把这些学生从监狱里要回来以后马上就离开北京了，先去天津，后来到上海，宣布辞职。所以大家就又要求蔡元培回北大来当校长，再加上原来的问题没解决，就是要求拒绝在合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所以呢，学生们就宣布罢课，并且派出了南下的宣传团，从北京到天津到上海，一路的宣传，号召学生罢课。当时北洋政府也没有轻易向学生屈服，并且向学生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
到了6月3号的时候，学生展开了大演讲。政府禁止演讲，所以学生们在此之前就是小规模的演讲。到了6月3号的时候，学生们就不顾禁令，发动几百人出去演讲，结果一下几百人被抓了。但是第二天有更多的人出去演讲，又全部被抓了。第三天，又有更多的人出去了。后来警察抓了两三千人，监狱里装不下了，就关到北大的三院，后来三院也装不下了，二院校舍也用来关学生。 “6·3大逮捕”震动了全国，大家都很同情学生，引起很多的反响。特别是有一些地方，比如天津，学校也已经开始罢课了，学生动员商人罢市。当然学生在动员罢市的时候，刚开始是很难的，商会的人说，你们这些学生，没有什么钱，罢课没什么损失。我们是生意人，不做生意，挣不了钱，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呢？学生领袖马骏就说：“你觉得是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当然生命重要，然后“咣”一头就撞到墙上，撞的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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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把那些商人感动了，赶紧罢市。到6月10号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南北两个大城市的工商业活动都停顿了，事情就大了。各地的军阀开始向北京政府报告，如果不接受学生们的条件的话，可能有难以预料的后果。北洋政府最后屈服了，不敢巴黎和会上签字，然后将卖国的曹汝霖等三人免职了，青年学生的目标实现了，“五四”运动最终胜利了。
三、横空出世的“五四”一代
为什么说“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呢？主要是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代人。这批在当时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斗争，迫使政府屈服，改变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学生开始产生非常强烈的权力意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觉得应该利用这种力量来主导国家的命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非常大的使命感和权力意识，这就是他们和一般的任何一代人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候的学生已经是越来越强势了，“五四”是一次巨大政治动员，有一批学生领袖已经开始不太上课了，他们认为国家大事应该他们管，念书是次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走上政治舞台了，开始从政了。北京大学有两个比较活跃的社团，一个是新潮社，一个是国民社。新潮社的人呢，学者气质比较浓，像傅斯年、俞平伯等，都成了学者。另外一个是国民社，他们觉得应该贴近群众、发动群众，所以他们当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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