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萬人。同期，領取綜援的住戶約有十一萬個(109,461)。整體合計，全港約共有二十五萬個住戶生活處於赤貧狀況，約佔全港住戶的15.5%(黃及蔡：1996: 29)。研究亦發現在過去十年間，香港的貧窮狀況有惡化的趨勢。上面所討論的「赤貧」現象在八十年代中期沒有發現，九十年代初亦只在部份住戶中出現，而「赤貧」的程度也低許多。
我們相信透過上述不同研究，證明在香港這個表面繁榮富裕的都市中確實存在著嚴重的貧窮問題。過去不少論者及市民均相信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初期，財富會先集中於小部份的富有階層。但隨著經濟發展走向成熟，國民生產總值逐步提高，中產階級將會出現，多餘的財富始終會由富有階層流向貧窮階層，貧窮及收入不均的問題將會逐步解決。但香港的發展經驗顯示經濟發展並非必然會解決貧窮問題，這方面的經驗足以讓其他亞洲區內新新興工業國(NNICs)引以為鑑，在社會發展中不應單單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速度，亦要顧及社會中不公平的財富分配。
香港九十年代的貧窮原因?
不同學派、不同學科對貧窮產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正如社會學研究其他社會現象的爭論一樣，有關分析可大致分為微觀分析及宏觀分析兩大類別。微觀分析著重於個人的層面如個人行為及文化是貧窮的主要原因，而宏觀分析則認為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貧窮形成的主因。筆者同意要了解香港貧窮的成因，我
們須了解主體、結構及其兩者之互動。我將首先介紹將貧窮者視為主體的微觀分析，其次會介紹視政治經濟結構為貧窮成因的宏觀分析。在本文的總結中我們會檢?這兩角度的不足，是因為缺乏中程理論尤其是對社會組織變化的分析。
微觀的層次(micro-level)：個人行為及文化
貧窮文化論
微觀層次的分析集中於個人的文化或行為，認為這是造成貧窮尤其是貧窮循環及延續的重要原因。微觀層次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認為貧窮的原因是貧窮家庭或社區所造成的。其中一種的說法是「不恰當的父母教養，對孩子的低期望及惡劣的環境令成長在貧窮家庭及社區的孩子內化這價值觀。所以，當這些孩子長大後，他們的期望及能力會降低。他們更容易期望及接受他們父母親及親友間存在的貧窮及匱乏」。1當然上述政客的分析當然較為粗糙，較細緻的分析有Oscar Lewis (1965)在<
Lewis稱貧窮文化可以由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次文化與大社會的關係，貧民窟及家庭的性質，個人的態度、價值及特色。貧窮文化的首項特點是窮人缺乏對大社會中架構(major institution)有效的參與(participation)及整合(integration)。在家庭的層次，「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令他們並沒有一受保護及延長的童年生活，很 1
英國保守黨社會服務大臣Keith Joseph (1972)的講話。 Joseph, J. (1972) 'The Cycle of Deprivation' Speech to Pre-school Playgroups Association, 29 June.
早出現性行為，同居，男性很容易遺棄妻子及兒女，出現以母親為中心的家庭等等。在個人的層次，窮人有強烈的邊緣(marginality)、無助、倚賴及自卑感覺。
簡單來說，貧窮的家庭及社區產生了貧窮文化，窮人在文化中學習到如何應付貧窮，但不幸地亦接納了貧窮的狀況。這導致貧窮在貧窮的家庭及社區的延續及循環。不少論者批評貧窮文化的觀點犯了指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的毛病(Alcock 1993)。但這指責似乎對Lewis並不完全公平。因為Lewis除上述觀點外，其另一主要視點並不單視窮人是被動的受害者，同時更強調窮人是主動的主體(agent)積極對環境作出回應。
Lewis認為貧窮文化一方面是窮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適應(adaptation)，而另一方面是對他們邊緣位置的回應(reaction)。由於窮人未能達到大社會所訂出的成功，貧窮文化代表著窮人對失望及絕望的對策。很多貧窮文化中的特點是由於窮人、不合資格、不能負擔或基於無知或懷疑，而並沒使用現存社會中的機構作出回應來解決問題。如窮人未能向銀行借貸，所以組成非正規儲蓄互助社。Cohen (1987)質疑Lewis的基本觀點不單是窮人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適應」更是對資本主義世界觀的接納。
Ma(1998)以東頭?居民為對象的香港本土赤貧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上述貧窮文化的視角來分析香港貧窮的原因。馬氏指出由於社會政策如房屋政策對貧窮者的誤解與無知令他們法律及福利的基本人權被剝奪，令貧窮者缺少金錢及物質。而生活及物質的匱乏令貧窮人士減少與他人的交往而令他們被排斥(excluded)。
亦因此令貧窮人士缺乏有關服務的知識，及為領取福利而感到羞恥。所以這些人士無力去爭取本身的法律及福利權利。馬氏的分析思路比Lewis簡單，而且比Lewis更悲觀，只看到貧窮者孤立、無助的困境，而忽視Lewis的另一重點:貧窮者作為主體對結構回應的可能性。實際上香港近年有不少貧窮者包括老人、單親、家庭的綜援領取者經己成立不同的自助組織，積極爭取本身的權益。貧窮者不完全是孤立、無助及無能的一群，只要有適當的支援與組織，他/她們亦有能力和有意願去改變有關的結構及制度。因此文化因素或與主流社會的疏離似乎並不能全面解釋貧窮的形成，另一派微觀分析則認為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貧窮者本身的匱乏才是令貧窮者「依賴」或「感到羞恥」的主要原因。
政府政策的創造貧窮?
貧窮文化的觀點多強調家庭及社區如何形成貧窮社區的次文化外，依賴文化(dependency culture)的觀點則強調是政府過好的福利制度削減窮人的自助精神，令他們變成依賴福利為生。Murray (1984)強調美國的福利制度的轉變吸引失業者成為未婚父母。他更認為逮捕率的下降增加了犯罪受罰的可能性；亦令犯罪的經濟吸引力增加。福利的改善奪去了受助者工作動機。黑人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的積極性受挫傷，而且其社區中自助的能力亦因為白人的「好心」而被破壞。窮人發展出的價值觀令他們缺乏進步的動力，進一步深化貧窮的循環。香港政府官員亦公開宣揚這類看法，認為政府水平過高的福利制度會造成接受福利者的工作意欲下降，令他們有一依賴文化。在98年的綜援檢討前夕，社會福利署署長梁
建邦便公開提出「綜援養懶人」的觀點，為削減綜援造勢。而在綜援檢討文件中亦強調三四人綜援家庭的金額比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為高，會減低領取綜援者的工作意願。
黃洪與蔡海偉(1998)對曾經離開綜援制度的失業及單親個案進行研究，發現無論是成功離開或重新領取的綜援人士均曾積極尋找工作。有六成半被訪者表示在上次領取綜援期間有經常尋找工作，有五成半被訪者不想依賴政府／綜援。但調查亦發現女性比男性較易成功離開綜援，但女性的工作動機比男性低，由此證明，勞動力市場有否合適職位比工作動機更影響綜援個案能否脫離綜援，所以綜援養懶人之說並無實質支持。但有關政府官員多次發表綜援會養懶人的言論時，其實只是印象式的談話，並無提出真實的數據，當被追問反推說這只是不少轉述市民的意見和憂慮。令人不禁懷疑政府是否有意建構這論述，達到標籤綜援人士的效果。一來這可以減低申請的意欲，而另一方面可以分化窮人，減輕對政府的政治壓力。
香港並不是一個福利國家。一方面市民可以依賴國家的範圍並不如西方福利國家那樣多；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市民並不希望依賴政府，反而過份地強調要自食其力，非到必要時不願意接受國家或社會的「救濟」。可以說香港人根本上並沒有一套倚賴文化，反而有一套自立文化。這引申到另一角度來解釋貧窮：「建構的自立文化」：過於強調要自食其力才是令窮人，尤其是大量非領取綜援人士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