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自立文化一方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而另一方面亦受香港政府所鼓吹。中國傳統文化中以貧窮為恥，禮記禮運篇指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貧窮與死亡並列作人之大惡。不少學者指出在現代的中國人社會中，福利的觀念並非基於個人的權利反而是家庭成員中權利及義務的延伸。而且人際間缺乏平等關係的概念為追求和諧時反而對其他人行使某些權力。儒家傳統中強調的互助、集體精神及自力更生亦仍然廣泛存在（Chow 1987； Dixon 1981； Jones 1990）。所以，倫常作社會關係的典範，為家庭作為最主要的社會組織，強調家庭成員間的互助回饋，形成中國傳統上重家庭而輕國家為最重要的福利提供者。
除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自立要靠自己靠家庭的思想，在香港政府在設及推動社會福利的政策時亦不斷強調個人及家庭自助的重要性。香港政府一直認為香港社會福利的目標和原則是「為不能自助者提供經濟援助，換言之，受助人應以入息低微、年老及弱能極需援助的人士為主」（香港政府 1979: 2）。同時在福利提供中亦強調維繫家庭的重要性，簡單來說，其剩餘模式(residual model)強調政府的服務是作為最後的防線，是當個人及家庭無法自顧時才作出補救性的介入。這類政策的設計及推行一方面強化了傳統的自立文化，另一方面亦成功了進行了「標籤效應」(labelling effect)，將接受社會福利者建構成為「最不能自助者」的弱勢社群，是值得動用社會資源來救濟的一群。這與部分英國學者所稱的建構依賴(constructed dependency)剛剛是一個銀幣的另一面(Phillipson, 1982)，可以說
是建構的自立(constructed independency)。而在這界定誰是「值得獲得協助的貧窮者」(deserving poor)的討論中，亦很容易造成貧窮者的分化，令貧窮者忙於互相競逐有限的資源或甚至互相鬥爭，而減輕要求政府要解決貧窮問題的政治壓力。
小結
上述微觀層面的理論，著眼於貧窮者本身對貧窮問題的回應與適應，尤其是受文化及國家所提供的福利所形響，而產生的文化與行為是造成貧窮的原因，其中一派則強調過多的福利會構成窮人的倚賴文化，令窮人失去自助的能力和意願。筆者亦是提出另一角度，認為貧窮的源起亦可能由於政府所建構的自立文化，令不少窮人生活在貧困生活之中，及造成窮人之間的分化，令他們未能積極要求政府作出改善。
宏觀的層次(macro-level)：社會及經濟結構的轉變
資本全球化及地區化
世界經濟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捲入新的國家，以及跨國企業以大量直接外來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帶來資本加速的流動均促成國際生產體系的一體化，資本大量的遷移無論對己發展國家或第三世界的勞工均造成嚴重的打擊，勞工的邊緣化是造成這些國家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
Frobel等(1980)認為西方國家家勞工的大量失業與邊緣化是由於生產性資本尤其是勞動力密集的工序由己發展國家遷移往發展中國家的結果。Frobel 等（1980）強調這個生產遷移的過程並不單是基於兩地工資的差距，而是資本要重新奪回或重建對勞工的控制。Southall (1988)將「新國際分工」討論的焦點由資本的自由流動轉移國家的關鍵角色。Southall指出由於資本的國際流動擁有獨裁的權力，令新興工業國中的高壓迫政權紛紛要降低勞工的成本及保證勞工嚴守紀律及靈活適應，用來增強對外資來投資的吸引力。
Sassen (1987) 則將勞工與資本的流動扣連起來。她指出在世界體系的資本重整中，勞工的流動是與國際中資本的重新組合有關。勞工向核心國家的遷移是與世界體系中的舊中心在衰落的過程中經濟結構的轉型有關；而在邊陲國家的勞工遷移則與在中製造及文職活動的重組及集中於某些邊陲國家。這類活動的地域集中及勞動力密集的特性令大量移民勞工流向新興的工業區。上述理論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架構用來解釋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之間大量的勞工及資本流動。總結而言，在七十年代之後全球資本累積過程中空間的重整而大大增加了資本及勞工的地理流動性，這是轉變國際分工的特點。
上述轉變國際分工的理論解釋了香港在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sation)。自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經濟開放改革後，香港經濟己逐步與華南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經濟連結起來。香港大部分的製造業將生產遷移往中國，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工及租金（Chiu et al. 1997）。港資是中國最大的
外來投資者。港資(包括澳門資本)在1979年至1993年共在中國已到位的資金達3,852億美元佔所有外資投資的62.3%。
總結而言，香港生產性資本的遷移至中國的過程符合轉變中國際分工的基本推斷：生產性資本由己發展地區流向新發展地區，而資本外移亦造成資本輸出地的失業增加。
去工業化與失業者
自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製造業的生產性工序快速遷移到中或大陸及東南亞，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這是導至香港貧窮惡化的主要結構原因。自1986年開始，製造業的工作人口便由九十四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35.8%)持續下跌，到1996年製造業只剩下五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18.9%)，十年間製造業共淘汱了三十七萬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7%。另一方面留在香港製造業的生產工序主要以產品設計、產品銷售、及財務控制等以文職人員為主的非生產性工序，所以製造業本身亦出現白領化的趨勢。在非工業化及白領化的影響下，受打擊最大是長期在製造業工作的體力勞工，包括中老年的男性技術及非技術工人，以及女性的操作工，這些工人面臨裁員及關廠的威脅，出現失業、開工不足及提早退休的狀況。這些勞工大多流入低職級、低工資的服務業工種。限於他們的工作經驗、年齡和學歷，他們多數缺乏條件轉當文職工作，很多時候能夠在服務業內找到工作，維持原來收入者，已經是比較幸運的了。不少制造業
的藍領工人--尤其是中老年及女性工人--更面對失業的困境。
香港的失業率由1991年的1.8%持續上升至1995年的3.2%，而在19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的失業率更再大幅標升，在1999年首季失業率高達6.2%。由1991年至1999年首季間，女性的失業率由1.6%上升至4.6%,而50至5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1.5%升至7.5%。另外年青人的失業的情況亦愈來愈嚴重，15-19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亦由8.1%大幅標升至25.0%。顯示婦女、老人及青年的失業問題特別嚴重。
工資下降及兩降化
而留在製造業工作的工人．情況也不見得怎樣好過。不少製造業工人亦面對「吊鹽水」開工不足的情況，而其實質收入亦出現減少的情況。制造業技工及操作工的實質工資指數由1993年101.1至1997年的96.9，亦即是說制造業工人的收入在1993年至1997年期間追不上通脹,收入實質下降了4.2%,在1997年制造業工人平均日薪只有329元。另外其他行業的工人的實質工資在93年至95年間亦出現實質下降的情況2。這顯示基層工人的工資出現下降的趨勢，令有工作的貧窮者日漸增加。
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工資亦出現兩極化的傾向。高技術的專業職位工資增長大幅高於低技術的基層職位。據96年7月恒生經濟月報的報導，在86年至96
2
政府統計處(1998) 香港統計年刊1998。頁26。表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