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青年思想村落” ： 见证思想解放之路
摘 要：每一代青年都有表现其精神风貌的标志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 不仅有应当反省的狂热迷失，也有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 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文革”群众运动退潮之后，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群
体—— — “思想村落”承载了这一转变，见证了一代人走向思想解放的脚步。本文 依据口述资料，考察青年思想村落的社会环境、活动方式及思想特征。 关键词：思想村落；“文革” ；知识青年；思想解放 一、生长于夹缝之中： 思想村落及其社会政治环境
青年思想村落指“文革”时期那些志同道合的青
年人自发地形成的读书和交流思想的朋友圈子，当时 并无专门的名称，有些被戏称为“沙龙”。1995 年， 朱学勤 《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称其为“民间思想 村落”、“精神飞地”。由此“思想村落”一词作为对 此类群体和活动的概括，流行开来。
朱学勤以亲身经历勾勒了思想村落的演进过程： 1967 年开始有学生淡出运动，转向读书与思考； 1968 年，独立的思想探索群体在群众运动退潮之际 初现雏形；此后，思想村落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型， 分散于农村与城镇，延续数年。 朱学勤回忆道：“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
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 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 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 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 围。1 972 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 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 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 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 沟的‘精神飞地’ ，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一群中 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 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 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 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 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 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 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 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 而无当的问题？［1］ ”
被讥讽为“二流社”的北京中学生群体，可以说
是思想村落的雏形案例。曾经参与其活动的魏光奇回 □ 印红标
摘 要：每一代青年都有表现其精神风貌的标志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 不仅有应当反省的狂热迷失，也有在反思中挣脱思想束缚，走向独立思考、追 求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文革”群众运动退潮之后，青年人学习和探讨的群
体—— — “思想村落”承载了这一转变，见证了一代人走向思想解放的脚步。本文 依据口述资料，考察青年思想村落的社会环境、活动方式及思想特征。 关键词：思想村落；“文革” ；知识青年；思想解放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84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忆：1 968 年，一些政治失意的老红卫兵已经视“文 化大革命”为斯大林对干部“大清洗”的翻版。与之 对立的“四三派”则试图论证“文化大革命”反对 “特权”的意义。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解释，激 发了一些青年的理论兴趣。“二流社”是北京中学生 以读书和探讨维系的沙龙，当时影响较大。它的形成 不晚于 1 968 年夏天，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关 系松散，经常参加活动的有 1 01 中等多所学校的学 生。“二流社”的活动内容是讨论各种问题，如“新 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 袖谈话等等，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他们曾计划分工 进行理论研究，但不久大家都去插队，没有落实 ［2］ 。
青年思想村落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中国社会里罕 见的自发性和独立性。这些朋友圈子由民间自发形 成，主要活动是读书和讨论，区别于在领袖指挥下 进行政治运动的红卫兵，也不同于官办的写作组或 学习班。它们游离于官方组织体系之外，不拘形式， 聚散自由，如果不遭官方干预，会随参与者的意愿 而自生自灭。
青年思想活动涉及领域广泛，各个“村落”的偏
好有别。据现有资料，除了社会政治之外，有热衷文 学的，如孕育了朦胧诗派的白洋淀文学青年群体，还 有热衷哲学、美术、甚至数学的小群体［3］［4］［5］ 。不少
思想村落的志趣是文学、政治、社会兼而有之。关注 社会政治的思想村落的思想倾向多样，从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到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其 思想的深度也因人而异。
思想村落生存于社会和政治的边缘、思想监管的
末梢。领导部门的思想管控，偏重于知识分子和干部 集中的学校、机关、研究部门以及干校，而农村及社 会底层一向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地带。一般工农识 字不多，鲜见滋生独立政治意识。然而，“文革”把 那些带着社会责任感、政治热情和理论兴趣，并且在
群众运动中增长了政治阅历的青年送到基层，在远离 文化中心的地方出现了思想独立的村落。农村没有专 职政治工作干部，基层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见识有 限，茫然于知识青年的高谈阔论。工厂对青年工人 8 小时工作之外的活动，通常不多过问。冬季农闲和春 节前后各地知青回城探亲的时候，是思想交流的黄金 时节，也是各种“沙龙”活跃的时候。思想村落多出 现在农村和工矿，而在保持军事化和政治工作传统的 生产建设兵团以及由生产建设兵团改制的国营农场， 由于实行集中劳动、集中住宿的制度，思想活动的自 由空间十分有限，思想村落难以生存。
不论在什么地方，越出官方轨道的思想活动，一 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批判、关押乃至杀身之祸。因 此，凡涉及阅读“禁书” ，探讨与官方报刊相左的观 点，都不得不十分谨慎，都要躲避官方的耳目。追求 独立思考的思想村落往往保持与官方的距离，不事声 张，处于秘密或者半公开的状态。尽管如此，仍然不 断有思想村落遭到查禁。
北京的徐浩渊沙龙在小范围里颇有名气。徐浩渊
在“文革”之初是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学生，干 部子女，曾是老红卫兵派的思想型人物。从 1 967 年 起，徐浩渊的家里经常聚集起一些青年人，阅读政治 理论、文学和艺术书籍，议论时政，研讨理论，品评 文学，交流诗作，欣赏音乐和美术，俨然一个思想和 文化沙龙。徐浩渊沙龙搜罗到了很多内部出版的政治 理论、哲学和文学译著，这在当时极具吸引力。这个
沙龙从1 967年时断时续活动到大约1 974年被查禁［ 6］ 。
上海青年的小东楼沙龙受北京徐浩渊沙龙影响，
情况与之类似，得名于其活动地点—— —沙龙核心人物 孙恒志的家—— —小东楼。孙恒志在“文革”开始时是 上海中学的高中学生，干部子女。他的母亲在运动中 被迫害致死。1 967 年底，孙恒志到北京结识了徐浩 渊、骆小海等思想型的老红卫兵人物，与他们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交谈，涉及马列主义、“文化大革命”等 问题，阅读了 《 法国大革命史》、 《 斯大林时代》、苏 联人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 等著作。1 968 年返回上 海以后，孙恒志经常在自己的家里邀朋友聚会，形成 一个思想和文化沙龙，成员中有多位被打倒被批判的 原上海市领导人的子女。小东楼沙龙在 1 970 年被指 控为“反革命黑窝” ，先后有30多人被抓［7］ 。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是因思想探索而惨遭镇
压的典型案例。1 969年 1 1 月，1 3 名大学和中学毕
业不久、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插队的宁夏青年，成立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 以及中外历史著作，思考和研究现实问题并自办 《 学 刊》。在学习和探讨中几位青年对林彪的某些讲话表 示了鄙视，对某些时弊进行了抨击。自修大学主要成 员吴述森对林彪 1 966 年 5 月 1 8 日讲话评论道： “林彪没谈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谈政变历史， 纯粹是封建社会那一套，这个人不学无术，搞争权夺 利。”“林彪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 成员鲁志立撰写的文章 《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抨击政 治和思想专制主义。1 970 年 3 月，他们的言论被发 85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现，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
“现行反革命集团” ，其成员3人以“反革命”罪名被 杀害，3人被判处徒刑，其余 6人受到拘捕、关押或 在本单位隔离、批斗［8］ 。
二、实践、读书与思考
社会实践、读书和探讨是思想村落活动的基本 内容。
这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年代，
这是一批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青年。他们体验着学校里闻所未闻的严酷现 实。农村和农民的贫困、农民对集体生产缺少积极 性、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巨大差距和不公 正等等在“文革”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强烈地刺激着他 们，而中央文件、报刊文章的解释和宣传常常难于令 人信服，于是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开始了不同程度的独 立的思想探索。
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他们读书的理想主义特
质—— —发自内心地忧虑着人民和国家的命运，或者出 于纯粹的个人兴趣，而全无高考、升学、就业、职位 升迁之类功利目的，因而也不为其所累。这种思想的 追求是独立的，既无须像“文革”前主流宣传所倡导 的那样做驯服工具，也不必像“文革”初期那样紧跟 领袖或者中央的指示。他们没有学院式的系统和严 谨，没有专家学者的指点，却是紧扣社会和政治的脉 动，在读书中寻找出路。如朱学勤所讲，他们是“问 题中人”而非体制化的学术明星［9］ 。他们直抒胸臆的
言论绝无在官方报刊发表以谋求官场或学界进身的可 能，也极少有博得当权者赏识的希望，倒是要冒着被 装进政治专案组或公安局档案，招致厄运的危险。
他们虽然处在文化凋敝的年代却也偶然可以读到
常态下难得一见的内部读物，打开窥探异端思想的窗 口。他们阅读的内容多样，各个群体偏好不同，通常 以文学和社会科学为主。一般地说，在人文和社会科 学书籍当中，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 著作占有最大的比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 著作，公开发表和未发表却流散到民间的毛泽东著作 和讲话，不同派别的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著， 以及被视为“禁书”的内部读物。内部读物在“文 革”前按照严格规定的范围提供给相关领导干部和专 业研究者“内部参考” ，却在动乱中流传到民间，例 如发行范围较宽的描述纳粹德国历史的 《 第三帝国的 兴亡》，和发行范围严格控制的“灰皮书”系列和 “黄皮书”系列。灰皮书系列是“修正主义”及批判 共产主义的代表作，例如：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 命》、德热拉斯的 《 新阶级》。黄皮书是与中国官方意 识形态迥异的反映苏联和西方当代文学思潮的著作。 这些“内部”读物给封闭社会的中国青年带来了些许 外界的信息，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及苏联制度弊病的 揭露造成了青年的思想震撼，而“禁书”给予苦苦找 寻思想出路的青年的，更多的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 开阔了眼界和思路，突破了思想的禁忌和迷信。青年 人自己的思想探索习作，也是阅读的内容。这个读书 活动为青年的思想探索准备了知识和思想的食粮。 在经历了文化的浩劫之后，图书的来源带有强烈
的时代特点，除了有限开放的书店、图书馆之外，还 有私人藏书，经废品收购站转售的来自抄家没收、单 位清理丢弃的图书，以及青年人趁混乱之机从图书馆 盗窃的图书。
1968 年之后的两三年里，在几位从北京清华附
中到山西省太谷县大坪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读书生活 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些青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 坚持读书、调查、讨论，在远离都市、远离政治文化 中心的贫瘠山村，开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精神飞地。 这些昔日造反派组织的“战友” ，主动选择到县 里最艰苦的山村插队落户，带着对领袖的崇敬，对群 众运动结局的迷惘，对知识的渴求，同时怀着在艰苦 的农村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准备将来做出一番事业 的使命感。
农村生活刚刚安顿停当，这些知青就开始谋划社 会调查，“设计油印出‘农村社会情况调查表’ ，从 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历史到现状，从耕作制度、分 配方式到阶级关系、宗族矛盾，从自留地、菜地、自 留树、集市贸易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调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