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有的村庄还像在学校那样编辑油印小报，与各省 插队同学交换，“讨论如何深入社会，锻炼才干、中 国社会主义道路、20 年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大格 局” ，但是小报刚出几期便被县知青办根据中央文件 予以禁止了。
渐渐地，他们转入了读书学习的热潮。读书的一
条路径是从马列主义教科书到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然 后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另一条路径是在读了马克思 主义原著之后，阅读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 欧洲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作。这些书使他们发现：原 来马克思主义还有这样多的流派，各家的说法也未必 86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全无道理。他们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也读文 学，尤其感觉兴奋的是阅读文革之前翻译出版的“内 部读物”。禁锢的思想，由此被打开了一个洞，迷信 的基础开始动摇。
在知青的读书运动中，这个仅有9户人家的小山 村，“成了一个幽静可靠的政治沙龙。”一位知青回 忆说：“我们热情地邀请已散布全国各地的同学来小 住，聚会。我们知青点实行的是‘共产主义’ ，朋友 们可以在我们村自由自在地吃、住、玩、讨论??入 夜，点上两盏煤油灯，把所有的床板拼在一起便是大 通铺，再多的朋友都可以促膝而坐，作长夜谈。我们 大坪没有平庸，没有媚俗，没有消沉的生活。每一位 到大坪来作客的朋友，都会体会到沟通我们和他们心 灵的，是不灭的理想之光！ ”
传递图书和知青撰写的文章、讨论大家关心的 问题，也是沙龙的重要内容。两篇具有理论色彩的 文章最令知青震动和钦佩。一篇是大坪本村知青写 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批判” ，一篇是东北军垦兵团知 青许成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新阶级产 生原因的文章。
这个知青的思想村落经历了两三年的黄金时期，
之后随着一个个知青离开—— —上大学 （工农兵学员）、 当工人、转去条件稍好的农村，逐渐衰落［10］ 。
贵州省安顺市郊，在20世纪 70年代曾经活跃着 另一个青年思想村落。每逢下班、周末或者休假日， 在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师钱理群的宿舍，常常聚集着 十来位青年工人、代课教师。他们学理论，谈文学， 传阅手稿，纵论天下事，喋喋不休地争论与他们当中 绝大多数人身份、知识水平和阅历不相称的理论问 题。这个青年群体对外不事张扬，在天高皇帝远的偏
僻之处，生存到1 978 年。
1 975 年及其前后的一两年，是民间思想非常活
跃的一段时间，他们周围出现了不少的辗转传抄的手 稿。1 975 年春节，在广州读书的一位朋友带回了一
份名为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 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手抄稿，在这群青年中引起了 不小的震动，大家专门为此进行了讨论。不久，又有 几份手稿流传过来。在此期间，他们当中的一位青年
也写了几篇习作，包括 《 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 — 兼评苏联“社会主义”》 ［11］ 。
北京的赵一凡沙龙联系了一群有才华的青年，是
京城读书圈子里小有影响的青年思想文化沙龙。赵一 凡自幼残疾，只上过3个月小学，却通过顽强的自学 修完大学文科课程，曾为出版社做文字校对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闲居在家。特殊的人生经历使赵一 凡与年轻他 1 0- 20 岁、生活漂泊的上山下乡知青、 待业青年、青年工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交往，诚恳 地给这些青年朋友的自学和思想文化探讨以无私的 支持，从而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喜爱文学和勤于思考 的青年。
赵一凡除了收藏大量公开和内部出版的图书、报
刊以外，还收藏了大量民间思想文化资料，包括“文 革”初期群众组织编印的大量报刊、文集、传单，从 大专院校抄录来的大字报稿，青年朋友的诗歌、小说 的手抄本，以及朋友的通信等。被称为“收藏了一个 时代的人”。赵一凡把自己收藏的图书、民间文学手 稿、思想资料等，慷慨地借给青年们阅读，他的家也 成了青年交流书籍的场所。
得到过赵一凡的帮助、参与赵一凡沙龙读书和文 化活动的青年人，至少包括“白洋淀诗歌群”的诸 多成员，如北岛 （赵振开）、芒克，此外，还有赵京 兴、徐晓等。赵一凡沙龙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方面， 尤其是对“文革”时期民间诗歌和小说的成长作出了 特殊贡献。
1 975 年 1 月，赵一凡以及经常与他来往的十多 人被捕入狱，罪名是莫须有的所谓“第四国际”反革 命组织活动［12］ 。
三、理性批判的摇篮
自发的青年思想村落在“全面专政”时代顽强生
长，成为张扬精神自由、思想独立的角落。这里的青 年蔑视奴颜媚骨，不必唯书唯上，尽可畅所欲言，直 抒心意。从自主引申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到挑战
官方正统观点，无所顾忌，呈现出当代中国思想界少 有的思想多样性，而尤以批判性的思潮为人瞩目。在 诸多质疑和批判性言论之中，不仅有臧否时政，倾诉 不满与愤懑，更有理论性的探讨。主要呈现出两个思 想脉络：一是政策批判，二是制度批判，而在此基础 之上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呼唤产生了深远 的历史影响，乃至今日。
政策批判流派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
各项政策，不少批评追溯到“文革”前的政策和经济 体制。其出发点是有利于经济效益和发展、生产力的 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党和 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 87中国青年研究→03/ 2010 研究综述 Yan Jiu Zong Shu
1 969年1 2月底，农村冬闲和知识青年回城探亲 的时节，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家庭里聚集了观点不同 的知青，一方是认同“文革”反对特权、改造农村正 面意义的知青，另一方是在内蒙古插队的张木生和他 的朋友。张木生讲述了关于中国农村体制的批评意 见，也是他此前撰写的 《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的 观点。他认为：苏联斯大林的体制没有解决好农村体 制问题，在农业问题上是失败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粮食长期低产等问题，这是因为生 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以 来，农业生产力无法向前发展，表明它不适合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他指出：农民留恋土改前后、合作化前 后的生活。安徽实行三自一包的时候，出现过农村小 繁荣，证明了能够增加产量。他为彭德怀、刘少奇鸣 不平，实际上认为他们对农村问题的主张是有道理 的。张木生这些违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想， 在知青中引起激烈争论，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人［13］ 。
从 1 969年开始，在河南驻马店农村，活跃着以
北京大学毕业生陈一谘为中心的知识青年小群体。他 们搜集并阅读了一批中外社会科学理论书籍，对河南 新蔡附近几个县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到三年饥荒时期 触目惊心的事实。他们反思“左”的政策和体制对农 村的损害，探索农村发展的出路。
那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青年以其工作能力赢得干
部群众的信任，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农校领导。他 们办农校，培训农民，讨论农村和国家形势，广交各 地有志有识青年，还多次设法向胡耀邦、邓力群等领 导人反映意见。
他们感到“左”的农村政策以及相关的体制必须
要改变，但是对于如何改革，例如是不是要实行包产 到户的政策，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意见，似乎也没有撰 写尖锐批评现实政策的文章。他们没有采取公开挑战 当权者的作法，而是在体制内积累经验，磨砺意志， 期待政策的改革、施展才华的机会。“文革”之后， 他们中的一些人得以进入中央的农业政策研究机构， 直接推动农村的改革［14］ 。
1 967 年，华东师范大学的待分配学生王申酉撰
文系统分析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 问题上的分歧，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实际上是以自然经 济为基础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被毛泽东批判的刘少 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的建国主张是符合中国 实际的科学的社会主义［15］ 。在他的周围也有几位在图 书馆结识的青年。
1 974 年，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干部张珉、赵凤
歧、罗建中等 1 2人秘密组织小团体，议论政治，撰 写印发文章文件，批判四人帮［16］ 。
上述政策批判流派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
践为依据，肯定党内务实的方针政策，很多观点受到 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务实主张的启 发，实际上否定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左”的错误，不 仅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而且批评文革前“左” 的政策。其来源可上溯到中共八大的政治和思想路 线，其未来趋向大体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活跃于思想村落的另一个思想倾向是社会和制度
批判，即着重指出社会不平等和特权的存在，认为其 根源在于基本社会制度。这一派的出发点是社会的平 等、公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 值观，并以此为目标提出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变 革要求。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 述，其趋向是呼吁民主的社会主义。
1 970 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
年许成钢与知青朋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产生的根源等理论问题。许成钢在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前提下，寻 找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主要是新的官僚阶层 （或阶级） 的根源。不久，他们的学习小组和理论通 讯被污为组织反革命集团，许成钢被打成反革命，理 论探讨不得不中断［17］ 。
1 972 年，内蒙古、陕西和北京的几个青年人在
通讯中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提出并讨论了这样一 些观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质上是相同的，其 不同只是发展程度而非资本主义复辟与社会主义的差 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个远远地高于和脱离 于社会其他成员、具有特殊利益和权力的新阶级—— — “干部阶级” （主要指高级干部），这个阶级是社会的 主宰或主人而非人民的公仆；这个“新阶级”存在的 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 本身，而非国外帝国 主义和平演变阴谋或国内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腐 蚀。他们的通讯被参与知青管理的公安人员发现，当 作“反动思潮”批判。他们被怀疑为受到南斯拉夫德 热拉斯 （今译：吉拉斯） 《 新阶级》一书或者托洛茨 基著作的影响，但是，他们连听都没有到过德热拉斯 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自 发地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阐述对照分析现实的中 国社会［18］ 。
此后，在南京工作的一位大学毕业的青年和一位
在云南的青年的文章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倾向［19］ 。目
前尚不知这两位青年的周围是否有读书和探讨的小 群体。
广州李一哲大字报以其“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 法制”的呼唤，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旗帜。“李一 哲”是一个以青年为主的思想群体。其四位核心成员 是广州美术学院待分配学生李正天、上山下乡之后回 城工作或者待业的王希哲和陈一阳、广东人民广播电 台中年干部郭鸿志。“李一哲”三字各取自三位青年 的名字。在这四人周围，聚集了郑庆和等十几位关心 祖国命运的青年及个别中年人。他们大多曾经参加过 群众造反运动，保持着对国事的关心和对政治理论的 浓厚兴趣，设法搜寻和阅读了很多人文和社会科学著 作。李正天、郑庆和等人对广东省一些地区的冤假错 案进行了调查。王希哲和陈一阳在下乡期间体验并探 讨过农村政策问题。1 973 年，从农场返回广州的王 希哲与李正天、郭鸿志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交流读书 心得、调查结果和理论观点。1 973年 1 2月，他们听 说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于是将他们 的观点写成 《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署 名“李一哲”寄送毛泽东，并附李正天和王希哲以实 名写给毛泽东的信。他们的文章被广州市委发现，被 视为“大毒草”。中央正式宣布即将召开第四届全国 人大之后，他们于 1 974 年 1 1 月将一年前的 《关于 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修改稿） 及新写就的 《 序
言》抄写成大字报，张贴于广州闹市区。他们的观点 由此不胫而走［20］ 。
李一哲大字报认为：林彪集团的政治特征是封建
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其社会基础是特权和新生资产 阶级；同时，必须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及一系列 “左”的政策。大字报不仅兼有社会批判和政策批判 的特征，最重要的思想贡献是高扬起“社会主义的民 主与法制”的旗帜。
李一哲所吁求的民主，主要指人民对国家和社会
的管理权利、人民对各级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 监督权利，因此特别强调维护群众的思想和言论权 利。李一哲主张允许人民内部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 在服从纪律和法律的条件下公开存在，这是对当时流 行的一元化革命民主观的重要突破，也是对文化大革 命“大民主”观的初步扬弃。
李一哲所吁求的法制，意在使法律真正表现人民 的意志，保障人民的权利；反对任何当权者依仗权 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压迫群众，谋求特 权；主要针对在“文革”中膨胀起来的\新贵 \势力。 法制的诉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思潮中的一个重要 突破。自此，法制的观点逐渐被最求民主的青年普遍 接受。以民主为前提的法制和以法制为保障的民主渐 成时代的呼声。
1974 年底至 1975 年初，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
中、刘忠智等青年酝酿成立“马列主义研究会” ，其 思想探索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与李一哲的观点 相近［21］ 。
在“文革”后续阶段，思想村落孕育了一代青年
自主的思想探索与解放。尽管青年反思现实，挣脱思 想牢笼的途径不一，很多人是独自前行，但是当过来 人回顾那段思想历程时，仍然不能不提到青年思想村 落，那个思想暗夜里点燃希望之光的精神家园［ 22］ 。■
印红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方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