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恐怕崩溃地更快，即便是挺到改革之日，怕也是一穷二白、无物可改。如果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中不包含这些历史的观点，我便会觉得再精妙的模型、再精巧的论证都是苍白的。比抱怨现象更高明的是抓住矛盾、分析现象，而比分析现有现象更高明的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辩证的看待这一现象。我似乎在《思想的力量》找到了科尔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他说“我在写这本综合性专著时没有简单地将它‘融入’某个社会理论的学派。任何试着将《社会主义体制》放进某个熟悉的‘箱子’的人，都会遇到不少麻烦。人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归类为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哈耶克主义的作品”。这只是回避问题的说法，我觉得我的头脑还没有科尔奈想象的那么生硬，我不是要把这本书套入马克思主义的“箱子”，而是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箱子”具备“箱子”的一切特点，而《社会主义体制》始终无法让我确信它是一个完整的“箱子”。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在我阅读全书的过程中内心充满了纠结与矛盾，好几次我不得不放下书，与我身边的人讨论。经过一系列的沟通和我自身的思考，我逐渐想出了一些说服自己的理由。
首先，不能以理工科同学的思维去阅读这样在经验上加以分析的经济学著作。这样的著作里阐明的观点不必是真理，也不必由严密的逻辑得出，而仅仅是观点。其次，经济学家负责给出理论与方法，但他们不必对理论与方法的有效性负责，私下揣测芝加哥学派的前车之鉴应该是苏联解体后科尔奈放弃回国、继续学术的原因之一。再次，无论经济学家怎样掩饰，都无法否认他们具有政治倾向性，特别是对于生活在被极权主义蹂躏的匈牙利的科尔奈，这导致科尔奈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而他对于经典社
会主义的评价就难免会缺乏公正性与全面性。最后，在冯务中老师的称赞和网上的一片赞美声中，我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一书确实抱有过高的期望。我也做一个类似于科尔奈本人的声明，虽然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尽量保证不带有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但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这样想来，以做减法的态度看本书确实会给我矛盾的感受，但从做加法的角度，这本书确实给现在的我带来了许多新思考和新认识，更不用说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的震撼了。 至此，我终于释然，可以以平和的心态继续阅读。
在结束前两节的内容之前，我还要强调两点：其一，我没有攻击科尔奈和这本书的打算，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觉得书中的论证方式值得商榷，理论框架的基础还不够完善，而这与作者的历史观、政治态度有关系；其二，本文并不是按照欲扬先抑的思路进行的，而只是真实地记录我的阅读历程，我宁愿因为愚钝而无所得，也不会轻信我所不知或与我所知有违的事情。
3 对科尔奈的再认识
说来遗憾，对于科尔奈这位公认的经济学大师，在阅读《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我的任务是阅读几乎凝结他一生研究心血的著作，所以我不得不先了解他这个人。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中的部分章节和许成钢教授的文章《我所知道的科尔奈的生平和成就》。
因为许成钢的文章是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的对《思想的力量》一书的书评，所以我直接引用其中的一些话作为对科尔奈早期成长历程的简单概括。
“科尔奈幼年的生活非常特殊。他出身于犹太家庭，许多家人在二战期间丧生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他本人是从大屠杀中逃生出来的。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在苏联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强烈地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不仅参与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体制第一次重大改革，即惨遭苏联镇压的1956年的匈牙利改革，而且在改革的思路上起了重要作用。”
科尔奈的早期生活确实是特殊的，他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是最严重的两次极权暴政，而且两次扮演的都是被压迫的角色，这不能不对科尔奈思想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斯大林去世之后，首先在苏共内部进而扩展到东欧各个国家陆续出现了去斯大林化的倾向。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相继爆发了反抗苏联威权统治的运动，但都被苏联残酷地镇压。在这之后，科尔奈坚决地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致力于分析经典社会主义的弊病、推行改革。
作为科尔奈的学生，许成钢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科尔奈在基础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国际经济学界充分地承认。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透彻地分析了中央计划的弊病，彻底地改革中央计划经济，同时又对经济学理论作出基础性贡献的经济学大师??在国际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科尔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师，在1985年初，受国家体改委的邀请作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专家”向中国经济学家“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会议于1985年9月2日到9月9日在名为“巴
山”的长江游轮上召开。以下仍引用许成钢的介绍。
“在‘巴山轮会议’上，中国经济学家首次从科尔奈那里了解了诸如‘投资饥渴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明确了经济改革的深层任务。??‘巴山轮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对中国的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对中国经济改革有深远影响的学术事件。从此，在‘1985年前后中国所掀起的科尔奈热和《短缺经济学》热。当时，在青年经济学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马克思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科尔奈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深入的解剖’（赵人伟，2009）。”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事实上吸收了很多科尔奈的思想，也借鉴了其它东欧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于是乎，一些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不禁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科尔奈一样能够独立提出改革理论的学者呢？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阅读《社会主义体制》的范围，我想简单地用以下几点表达我的想法。
1、中国是需要稳定的大国，没有与强大的资本主义接壤；匈牙利等处于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哨，是大国争斗的卒子、是担忧自己存亡的小国，思想上更求变；
2、中国的革命思想确实是外界输入的，但统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独立完成的，有自主权；匈牙利等国家有思想输入，也有内部革命，但最终的解放大多是依靠苏联的武装力量，是苏联的附庸；
3、中国反右、文革是扩大化的人民内部矛盾，并最终被解决；匈牙利等国头顶笼罩的威权与镇压是国家间的矛盾，除暴力革命别无他法；
4、中国在文革之后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考虑中国的国家规模与改革可能引发的动乱，改革需要充分调研、循序渐进；匈牙利等国规模较小，早在50年代就开始思变，整个国家都可以成为改革试验田，每一个亲历者都能够获得观察、思考、讨论的机会，也正是因此东欧涌现出一批经验型经济学家；
5、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尚不开放，人们的思维还受到较多的禁锢，有改革的实干家，但没有改革的理论家，科尔奈在自传中也提到1985年来中国时感受到“阴魂不散的政治压力”；匈牙利等国在文化、思想领域较中国更开放，典型的是《布拉格之春》等文学作品，思想禁忌的放松会带来认识的加深与全面；
6、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很少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更多地吸收西方思想并加以转化，典型的是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在综合不同经验、观点方面是有智慧的，也许这是中庸的一种体现；匈牙利等国虽然出现了很多基于改革实践提出的观点，但它们的改革之路都是有很大波折的，而这在中国是不可接受的。 以上几点是我的浅见，一些想法在网上都是有争议的，而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在次我就不继续展开。
许成钢在他的书评中提到有关科尔奈治学态度的例子，我觉得对我开释内心的矛盾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必要引述一下。
“在1999年的第五次诺贝尔经济学论坛上，科尔奈是唯一被邀请做主题演讲的，集中讨论经济转轨的问题。我记得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演讲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具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