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1．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情况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就是必须在共产党一党执政下，进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反对西方式政治模式，反对多党轮流执政。这一维护着现政权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主流地位的，是由宪法以及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和保护的。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在大众的传媒当中，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以及在方方面面都要给予贯彻、给予落实。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巩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确实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解放，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建国很长时间内，尽管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但老百姓从心里还是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初期，广大百姓从改革开放前的饥馑中刚刚走出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温饱，国家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建国35周年游行中，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其中饱含了广大人民由衷对现行政策和生活的改善的感激。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前前后后，参加人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广大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是持观望态度，并希望国家不要乱，所以并没有走上街头，去支持学生的行动。这恰恰是“改革开放”
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用户。
但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主动地采取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做法，社会开始出现利益阶层，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80年代曾经受惠于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广大工人农民部分地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从“富”到穷的转变，他们或成为下岗工人（事业人员），或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到城市，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去换取及其微薄的工资，甚至很长时间也得不到这些活命的钱。国家出现了富人穷奢极欲，穷人饿倒街头的现象。社会底层开始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所造成的，恰恰是国家主导的剥夺自己切身利益使个别人人富裕的政策造成的，因而，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社会不公，社会犯罪率大大升高，而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国家便强化了镇压的功能，在全国各地对群众上访、游行、请愿等行为，采取了武力驱散的措施，但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愈加加深。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即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开始用暴力手段镇压党的阶级基础：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意义和讽刺意味的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在90年代，靠执政党的政策大赚其钱的人，即所谓先富起来的人也对政府和政权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们有了经济地位，也获得了各级政府官员的极大尊重和保护，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手中没有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和国家机器，心里总是不安，总是觉得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从现象上看，中国从90年代开始，大量的钱财流到了国外。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开始普遍怀疑其执政合法性的环境中，不得不思考在实行强力国家统治的同时，如何用文化精神等上层建筑的东西来整合这个社会，一是保住自己的政权，二是不至于使国家分裂和动荡。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给那些富裕起来的人，即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以安慰，承认他们是先进分子，二是希望以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名义部分地一定程度地消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所设涉及的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批评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中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这些思想所批判的对象，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改变的。所以，中国当局拼命地强调“稳定”，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社会的功能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
然而，90年代的中国社会毕竟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力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人民，不让大家说话，表达不满，已经不太可能。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思潮充斥着社会。这些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怎样的关系呢？事实上，它们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这是因为彼此间都有共同诉求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借着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随着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及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消彼涨。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后，特别是四中全会后，两年来，中央方面似乎有对以往政策进行纠偏的倾向，不过人们不必抱过大希望，一是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果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除非用革命的方式，否则是不可能的，另外，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又得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由于
共产党强调集中下的民主体制，必然会在各个层次上有一个不受制度约束、只受个人修养和品德约束的权力核心，而权力核心的这些品质又是多么不可靠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动荡期和模糊期还将很长。
2．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经济自由发展和政治专政的关系）
在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合作、小摩擦。从字面上看，二者本应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一个主张社会主义，一个主张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在9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二者有着明显的合流迹象，特别是在具体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经济改革方面吸取了大量自由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经济领域里面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搞私有化，如搞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全面产业化等等。自由主义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重要思想源泉。因而，在现实中，不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全国各地和媒体上鼓吹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官方都保持沉默。而从理论上说，私有化和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权是完全冲突的，但在中国两者就结合起来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到百姓精神世界深处，成为了文化基因，中国人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才会反抗，除此之外，只要还能活下去，中国百姓是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主动与社会特别是政府发生冲突的。因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下，当局就可以借助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大肆地搞私有化，出卖和转让、赠送国有资产，老百姓尽管有不满，但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从国家的宣传看，口头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及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改革结合起来了，而老百姓心里十分
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口号是骗人的，人们只关注眼下的利益是否得到满足，他们特别不能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失业和贫困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在最低的限度内，使这些正承受着改革代价的人们能够活下去。总的看来是，如果中国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不做出明显调整的话，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会始终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地位，迟早会失信于民。
因此，自由主义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首先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这种同盟又不是神圣同盟，彼此间呈现着若即若离的“豪猪”现象，谁也离不开谁，又不能靠得太近。及政治权力的时候，就远；涉及经济利益时，就近。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关系的现实关系写照。权力精英需要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其攫取经济利益服务，知识精英需要权力精英保证其言论自由，并能分得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在政治权力上，权力精英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不会给任何人机会，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恰恰很热望搞多党制、多元化，这也恰恰是权力精英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走得太远，必然会遭到政权的镇压，1989年的政治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内耗式发展路径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自由主义合流了。这是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合作，而在政治改革上，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强化一党制，一元领导，一元指导思想等等，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在这一方面，双方有着严重分歧，甚至是敌对和敌我矛盾。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要求，恰恰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政权巩固的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允许自由主义